“三点会”的反清斗争

1、“三点会”简介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应付庞大的对外赔款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不断加重和加紧勒迫各种荷税。在海丰，尤因自然灾害和瘟疫连年不断，东南沿海更因屡闹“乌红旗”宗族械斗而多致毁家荡产。随着小农经济的衰竭，大批农民流亡省港及南洋，灾年更出现“饿殍满日、游乞成行”的惨象，而少数充当朝延走卒，压榨民膏的地痞却成了富豪。清政府为聚敛财税，更公然卖官鬻爵，许以钱物买取捐贡等儒冠，还大开烟赌，致城镇靠典当和借贷度日者众。同光年间，仅约万余人口的县城，就曾有烟馆18家，平均每5户有烟枪1支，吸鸦片者近千人；有赌馆30余间，当铺近10间，街市常因赌、吹、索债、抢劫而纷扰斗殴。半残民地半封建的海丰畸形社会，孕育着一连串“暗极 则光”的劈天雷电。 
    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三点会”，自清初已在海丰延衍。感咸丰初年，其会众发展至占城乡成年人的七成，且已有一批举贡士子介入。咸丰四年（1854年），以黄履恭（社会豪侠）、黄殿元（文秀武举）、马逢久（贡生）、叶仰曾（文秀）等为首的三点会，因愤于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以县署于灾年开征“栋梁税”且迫死于命为导火线，响应太平军于梅陇南山岭誓师起义，联合邻县归善会党，先后攻占县城、公平、汕尾、鮜门等市镇，杀死县令和一批恶吏，后因遭邻县团练和清军的联合镇压而失败，义军首领大多被捕就义，各处据点36村遭清军洗劫焚毁，会众被杀数千人。持续4年之久的海丰三点会暴动虽告失败，但其英烈们的民族气节却在海丰人心目中留下深远的影响。 
    咸同年间，政府为对付“会匪”，在海丰县衙署之下设置“清治局”。光绪三年和十四年，广东军门陆路提督方耀，先后两次奉派来海丰“办积案”，设保安局和分局，调整并增置基层乡约，网罗土豪地霸充当当局绅、粮胥、约正。他们每下乡勒迫赋税，还兼敲诈“轿脚费”、笔资费、公什费等额外民膏。方借办案动辄杀头烧屋，或向“案犯”宗族勒索巨款，县民多被牵涉，大批流亡海外，光绪五年（1879）仅经汕头签证出国的“移民”就有428人，流落省港或台湾者尤多。 
    光绪二十六年（1900），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革命党和会党乘时而起。海丰公平水门坑村三点会首领洪亚重聚众三千，于是年农历七月联络紫金南岭、惠阳多祝、陆丰新田河田等地会党，发动大规模暴动。洪亚重出身贫农，少年入曲馆拳馆习艺，继入三点会，性豪爽仗义，远近慕名，因受拥戴充任首领。七月二十三日，洪部杀所获官差祭旗誓师，准备起义后即攻打县城，并与郑士良的惠州三洲田起义军会合。后因郑部溃败于多祝，洪部本身则因组织松懈，战略目标不明确，在八月十五大嶂山一役，因对地名有误终致彻底失败，洪在潜逃中被捕，遭“枭首示众”，有关乡村惨遭官军屠洗。官府为查办会党，更极力举办团练、保甲，县设置警察局，各区局绅相继办巡警，以图层层控制。（选自《海丰县志》政治综述，标题是编者所加）

 
2、海陆丰的“迁界”甲子“双仁祠” 

    清兵入关入后，郑成功坚持反清复明斗争又多次派兵攻打潮州沿海各县清政府机构，在闽粤沿海活动。后于公元1662年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另方面，南明小朝廷还苟延残喘，占据着福建、广东沿海一些岛屿。因此，清政府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派吏部侍郎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平南王尚可喜、将军王国光、沈永忠和提督杨遇明等巡勘潮州属下的海阳县、潮阳、揭阳、饶平、澄海、惠来和归善（今惠州）海丰等县的沿海地带，以“海氛不靖”为由，命令沿海各县筑小堤为海界，建墩台，以便守御；迁民内地，以杜绝奸宄接济之患，以断绝沿海人民对南明小朝廷和郑成功部队的接济与支援。命令粤东从饶平大城所上里尾，西至钦州附城，均在迁徙之列。所谓“迁界”，就是强迫沿海居民迁入内地，制造沿海无人区。 
    科尔坤和介山巡勘视察后，又嘱潮州各县和海丰县（含陆丰）筑小堤为界，把沿海地区称为“界外”，迁出居民，只准在界内活动，不得走出界外。至康熙三年四月（公元1664年），清政府又派吏部尚书伊里布、兵部待郎令硕图和藩院将军等勘查海界，下令将边民迁足五十里。迁界令中限定海丰界限，从惠来县与海丰县交界的吊旗山，至归善（今惠东）老熊坑止。计墩台46座，垛口三处，河桩九处。当时甲子港口，用木材打桩围栅，用铁链连锁，使船只不能出入港口。又在西河、鳌江另加河桩，使甲子变成一个死港，既不能出入海洋，又断绝了内河交通，不准片板下河往来。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十二月，总督阮卢批准执行开挖沿边界壕堑，在边界线上每五里筑一墩，每十里筑一台，以监视边民活动。界外（即海边地方）居民房屋全部拆除，居民一律迁入界内，搭寮居住。“如有越界者处斩”。从康熙元年至三年，共三次迁界以及续迁之后，沿海先是三十里，后是五十里为无人区。当时迁界令下，官府随即派出官兵督迁，沿海居民纷纷惶惶，如临大敌，“扶老拖幼，携妻带子，鸟惊兽走逐队迁居，阵阵成行。行至边界，寄宿荒郊，风餐圳突，那管戴雪披霜。或同毗邻寄宿庙宇。”而清兵又从中敲诈勒索，明抢暗夺，殴打边民。“日则被打被骗，指为海逆散党，夜则被搜被抢，声言寻觅盔甲，官弁下村，借言奉旨，如有违逆，即杀、殴、孥。”苦不堪言。甲子居民跋涉五十多里，被强迫迁至葵潭附近，搭寮居住，后称甲子围，至今仍对此地沿用甲子围之名。新寨和李姓居民大多迁至龙潭、古寨一带。范姓居民、“幸席祖宗余荫，龙潭、长埔、大坪、草洋俱为内地、田庄大小，蒸尝在焉。族众资之，不甚流离，但劫运所蒸，其死亡不啻几何家也。”（据《范氏族谱》）范姓幸有内地田庄，被迁至上述地方，虽不至遭受颠沛流离，仍有死亡之事。惠州进士李希贤奏疏称：“沿海农民，饶田原无二三亩，籍捕鱼贾贩以补不足，圣朝颁下，抛弃田地，一尽迁移，民无田可耕，无家可依，贫者食无一日，富者不几月度，饥寒交迫。”陆丰大安进士黄易奏疏称：“粤东盐田悉属边海，迁之则无盐可晒。”“更有甚者，奸宄诡籍海禁，窥内地居民或有升斗之盐，指为逾禁出海，多方索骗，势不倾家不止。”“迁海以来，百姓庐室荡废，露处于荒郊，屋宇被毁，哀鸿遍野。”“迁界后， 居民由于生活所迫，年迈父母莫能顾，幼稚儿女失持携，骨肉分离，哭声震地，妇哭儿啼，饿殍遍原，不堪听闻”。“至父母兄弟不能相存，卖妻鬻子，苟活旦夕。且有甚者，全家服药而死”。据《惠来县志》称：“康熙三年，是年大旱，米价昂贵，潮属饥荒，穷人以野菜树皮充饥，卖妻弃子，饿殍遍地，自寻死者甚多。饿死及自尽者十之八九属被迫迁徙之沿海居民和痗民。灾后病疫流行，田园荒芜”。足见当时迁界，沿海居民之惨，亘古未有。
由于迁界，于是“捐国家数千里之疆域而弃为荒徼，委朝廷数千万之生灵而听其流亡”。因而遭到人民群众强烈反抗，当时文武官员，有识之士，纷纷为民请命，请求撤销迁界。
当时受清廷招抚的碣石水师总兵苏利及其部下更是反对迁界。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以前，他们只是在言论上反对和阻止迁界。如海丰所以迟迟未行，与苏利的反对迁界有关。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他们是用“毁界沟、倒望墩”的行动来反对迁界。康熙三年冬，碣石水师总兵苏利联络驻惠来隆江部将郑三，驻神泉部将余煌，驻靖海部将陈烟鸿一起反叛，抗拒迁界。但因力量单薄，至第二年八月十七日清廷征南大将军王国光督师由潮州至惠州海丰（含陆丰）一带进剿，苏利和陈烟鸿、郑三先后在阵中战死，余煌败逃，属下将士阵亡者一千余人。反叛失败。 
    迁界之惨，使渔业、农业、盐业生产停顿。经济、教育、文化等一蹶不振。各地文武官员和地方贤达上奏疏朝廷请求复界，恢复生产，减少官员以轻负担。如陆丰大安进士黄易《奏界界疏》称：“仰皇上求言恤民至意，从地方百姓起见冒昧直陈”，“丞布大恩，请如边海诸省迁民，悉令还本业，俾得力采补耕种，补犹可救万万。”康熙四年闽浙总督李率泰在任病重，他深知迁界给沿海人民带来的苦难，临终前遗疏请求展复两广边界，上疏后不久身亡。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广东巡抚王来任巡视沿海，眼看沿海人民颠沛流离的惨状，于心不忍，即绘制《流民图》，不久患病深沉，正月十三日冒病遗疏清廷称：“臣思设兵以捍御封建而资战争，兹避海寇侵掠，不见安壤上策，仍缩地迁民，去门户而守虚澳，臣未闻也”。“又奏请裁减粤东兵员，急驰海禁，展复迁界，招徕迁民耕种晒盐，撤去外港内河桩棚，让人民自由采捕”。同年，两广总督周有德接到清廷“展界设防”的特旨，复查迁民情况，上奏疏称：“自立界以来，（民）尽失旧失，乞食无路，今闻皇恩开界安兵，小民可望复业，有如列生，但恳早救一日之命”。后由周有德执行复界。巡抚王来任和总督周有德两人关心人民疾苦，为民请命、直言上疏，后得清廷恩准展界后，沿海人民感戴他们恩德，碣石和甲子人民建立“双仁祠”，纪念他们，甲子“双仁祠”，最先建在甲子东较场北面，后再在甲子城门外另建规模较林的“双仁祠”。祠址仍在，但破旧失修。
（据《陆丰文史》、《惠来县志》和《潮州二千年》资料整理，作者：李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