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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建立较早的一块重要根据地。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包括海丰、陆丰两县，后期还包括惠阳、紫金部分山区。这块根据地经历了两度起落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三起次义和根据地初创阶段（1927年4月至11月）
1927年4月15日，统治广东的军阀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广州、汕头等地发动反革命大屠杀。中共海陆丰地委面对严重局势，决定武装起义，成立东江特委和海陆丰救党运动大同盟，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
5月1日凌晨，海丰、陆丰两县同时起义。农军统一行动，包围县、区公署，收缴枪支、逮捕反动派。当天，海丰、陆丰分别举行纪念“五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临时人民。5月9日，军阀部队三个团先后进攻海陆丰，经过激烈战斗，起义群众主动撤出两县城。虽然起义部队占领县城只有10天，但这是反革命政变后我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军事行动，它公开打出了武装起义旗帜，揭开了海陆丰武装斗争的序幕。7月，敌军三个团撤走，适值夏收季节，海陆丰地委作出坚决抗租，推动武装斗争的决定。在党的领导下，抗租运动遍及农运基础良好的乡村，从武装截击收租，发展到攻打区镇守敌，农军逐渐控制了海丰的赤石、公平、梅陇，陆丰的新田、金厢等区，成为游击活动的依托。
8月下旬，收到省委改组和中央八七会议文件，海陆丰革命斗争方向进一步明确。此后，海陆丰地委改组为海陆丰县委，成立了海陆丰暴动委员会。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入粤，县委决定举行海陆丰第二次武装起义。9月8日，农民攻占陆丰县城，15日占领海丰。两县克复后分别成立工农临时革命，区、乡由农民协会接管政权。当时，海陆丰县委已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需要建设根据地作长期武装斗争，所以把缴获的大批物资运往两县山区，重点建设海丰、陆丰、惠阳三县交界的黄羌、激石溪、中洞一带山区根据地。9月25日，敌军一个团入侵，农军主动撤出两县城。接着，广东省委派黄雍到海丰山区城立了东江革命委员会。
南昌起义军入粤，于10月3日在流沙遭到严重挫折。散失部队失去联系，先后进入陆丰境内。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聂荣臻、彭湃、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李立三、谭平山等抵达陆丰，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掩护下，许多领导人和起义官兵先后离开海陆丰渡海去香港和上海。叶挺部二十四师1300余人在董朗率领下于10月7日进入陆丰激石溪，9日，进入朝西山。党以东江革命委员会名义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整编，随后接南方局指示，部队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11月，正式建立师部，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师党代表，下辖第四团及由海陆丰工农革命军编成的第五团。
10月下旬，海陆丰县委根据广东省委关于利用广东两派军阀公开冲突之机开展暴动的指示，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为适应斗争形势，原海陆丰县委撤销，分别建立海丰、陆丰县委。11月1日，我军克复海丰县城，5日，克复陆丰县城。
（二）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扩大根据地阶段（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
第三次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临时局委员彭湃兼任了新建立的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着手进行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筹备工作。11月13日、18日，陆丰、海丰分别召开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各开4天，正式成立了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城镇及各区苏维埃政权也先后成立。海丰全境，陆丰除一个乡外，均属苏维埃政权管辖之下，两县共有人口70余万。
1928年1月3日，东江特委在海丰城召开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到会的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潮阳、惠来等县代表。这次代表会动员部署了东江大暴动。1月5日大会闭幕时，适值广州起义失败后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在叶镛、袁裕（袁国平）、徐向前等率领下抵达海丰城，这使东江大暴动增加了一支有生力量。此后，在海陆丰工农武装配合下，二师向西北惠阳、紫金、五华发展，四师向东南普宁、惠来、潮阳发展，从而使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西南部苏维埃区域得到迅速扩大。
（三）首次反“围剿”及坚持根据地斗争阶段（1928年3月至1929年1月）
1928年2月，李济深、张发奎两派军阀混战结束，李济深的广东政权得到暂时稳定。李济深集中陈济棠、邓彦华、黄旭初3个师，及4艘兵舰分四路进攻海陆丰。2月29日、3月1日，陆丰城、海丰城相继被攻陷。红二师、红四师和海陆丰工农武装曾多次反攻，反复争夺区镇，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损失很大。3月中旬，红二师、红四师撤往惠来。东江特委主要领导成员彭湃、郑志云等同志到惠来领导斗争，牵制海陆丰敌军。但二、四师在普宁、潮阳一再受挫，只得撤回海陆丰山区。广东省委为改变海陆丰的不利形势，于4月中旬派赵自选、张善铭等同志到海丰，成立海陆丰总指挥处，调集兵力于5月3日反攻海丰城。因配合有误，此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6月，以杨望同志为首的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暴动委员会成立，领导夏收斗争，但形势已经日益严重。红军在根据地迂回游击，8月，红四师师长叶镛同志不幸被捕牺牲，徐向前同志接任师长。敌军继续残酷“围剿”根据地。在半年时间内，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战士及海陆丰革命群众牺牲了五六千人，其中有省委领导人张善铭、赵自选同志，东江特委委员杨望、林铁史、张威同志。在大南山的东江特委书记彭湃同志8月下旬奉命离开东江，代书记郑志云同志于同月在惠来牺牲。10月，以陈舜仪为书记的的中共海陆惠紫临时特委成立。考虑到红军二、四师只余几百人，且多数伤病，经省委同意，特委成立了专门机构，输送红军去香港就医，或转移各地参加革命斗争。此后半年，包括二师师长董朗、四师师长徐向前、党代表刘校阁等同志先后撤离海陆丰。
（四）重建红军，割据边区根据地阶段（1929年2月至1932年3月）
1929年2月，广东省委派陈郁同志到海陆丰山区参加海丰、陆丰、紫金三县党代会，传达党的六大方针指引下，海陆紫党组织稳扎稳打，积极渡过困难时期。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战争爆发，陈济棠取代了桂系李济深在广东的统治。蒋桂战争爆发后，驻海陆丰的敌十六师调走，反动势力顿呈薄弱。9月，海陆紫特委在省委指示下重新组建红军。10月，在海丰朝面山正式成立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团长彭桂，政委黄强，下辖3个营，不久发展到1000多人。四十九团发展游击战争，转战海丰、陆丰及惠阳广大区域，开辟了海丰、陆丰及惠阳、紫金四县边区根据地。1929年冬，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在根据地恢复活动。1930年春，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人数达30余万。海陆丰人民迎来了第二个革命高潮。
1930年夏，立三“左”倾错误影响到海陆丰。红军热衷于攻打城市，部队和根据地都受到损失。10月，海陆紫特委并入东江特委。11月初，南方局派李富春同志到大南山召开闽粤赣边区党代会，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结束立三“左”倾错误。会后，东江特委撤销，分设西南、西北分委。在西南分委领导下，海丰、陆丰、紫金合并为海陆紫县，成立海陆紫县委、县苏。同时，省委将东江红军改编为第六军第二独立师，师长彭桂，政委黄强，下辖两个团，原四十九团编为第一团，彭桂、黄强分别兼任团长、政委。为使海陆紫与大南山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月划陆丰东南部6个区与惠来边界一个区为陆惠县，随后成立了陆惠县委、县革委。5月，西南、西北两分撤销，恢复东煤特委，在结束立三错误路线后，红军和根据地逐渐恢复，并有新的发展。
（五）再次反“围剿”，军事斗争失利阶段（1932年3月至1934年）
1932年，广东的反动统治趋于趋于稳定，他们集中兵力大规模进攻红色区域。春末，张达师及张瑞贵师一部进入海陆丰，疯狂“进剿”、“清剿”、“屯剿”。另方面，王明“左”倾路线在前一年的夏秋间贯彻到东江，错误路线执行者大打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使海陆紫、陆惠地区的反“围剿”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随着敌军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封锁线，村庄被毁，群众被杀或被赶走，我军的活动十分困难。1933年春，红一团挺进紫金受挫，撤回海陆丰山区分散坚持斗争。1934年，海陆丰边界赤卫队被围失利，海陆丰人民武装斗争便暂告停止。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反革命集团直接插手海丰，掀起了批判彭湃，砍倒海陆丰革命旗帜的黑浪，海陆丰农民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被迫停止。党的十一央三中全会以后，海陆丰农民运动和苏维埃运动历史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新局面。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彭湃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彭湃研究史料》。同年10月，彭湃诞辰85周年之际，经广东省委批准，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和广东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了纪念彭湃学术讨论会，海丰县举行了纪念会。与会的史学工作者撰写了研究探讨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几十篇论文，后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纪念彭湃论文集》。随后，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海丰红宫旧址纪念馆和华南农学院马列室合著的《彭湃传》，着重记叙了彭湃在海陆丰的革命活动。海丰、陆丰两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合作，将建国以来征集的文献资料编成近百万字的《海陆丰革命史料》第一、二辑，并于1986年1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还编辑出版了《红二、四师资料选编》。革命回忆录的征集也有很大进展。目前，两县党史办、档案馆和海丰红宫旧址纪念馆收藏的回忆录在100万字以上，其中已在报刊发表的有徐向前同志写的《奔向海陆丰》、苏蕙同志写的《海陆丰苏维埃的妇女革命工作情况介绍》等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北京、广州等地不少大学生、党史工作者以及国际友人专程前来海陆丰，调查研究彭湃与海陆丰革命历史，撰写研究文章，更是促进了海陆丰革命历史的研究。
随着文献资料的大量发现和汇编出版，使得一些尚未准确结论的史实弄清楚了。例如，关于海陆丰根据地的存在时间问题，现应确定为1927年至1934年；关于南昌起义军二十四师进入海陆丰的整编地点，现应确定为海丰朝南山；关于称1927年先后三次建立的革命政权为“十天政权”、“九天政权”、“四月政权”，这是错误的，且不符合事实，现在应予纠正；关于海陆丰三次起义党的领导，过去说是东江特委，现应确定为海陆丰地委；关于1928年冬至1930年冬特委对海丰、陆丰两县委的领导，过去说是东江特委，现应确定为海陆惠紫特委，等等。
（一）关于海陆丰根据地的特点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一样，有其共同的规律，但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不同，也具有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地处沿海，毗邻港澳，阶段斗争特别尖锐，与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南海岸边，与香港、澳门仅一夜航程之隔，又处于惠州、汕头之间。海陆丰原是军阀陈炯明的巢穴，官僚和新兴地主众多，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因此，一方面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三者很容易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工农革命；另方面工农民众因深受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自农民运动兴起以后几经挫折而斗志不衰。这里的交通便利，能够及时得到党中央的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的指示。同时，这里的斗争能较快地传播出去，在全国及国际上造成较大的影响。
2．具备比较好的武装割据条件。早在1922年，彭湃就在这里开始领导农民运动；1926年，海丰、陆丰两县农会会员人数就已占全省总数的41%。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两县有共产党员4000人，有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大队400余人枪，还有数以万计的不脱产的乡村农军。这是雄厚的群众基础、党的领导基础和工农武装基础。海陆丰西北部属山区，莲花山脉横贯两县，绵延百里，军事斗争有回旋余地。随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也是正确的。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的建立根据地需要具备的五个条件，海陆丰基本上是具备的。周恩来说：“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恐怕就是指上述条件而言。
3．土地革命实践开始比较早。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海陆丰分别在5月、9月、11月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在7月举行了抗租斗争；建立了工农苏维埃；制定土地革命纲领并加以实施；被步形成了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三级军事系统，这些方面的革命实践都较全国各地为早。海陆丰的革命实践对我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对毛泽东思想被步形成起了有益的作用。
（二）关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功绩
对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评价，史学工作者都认为它的历史功绩应得到充分肯定，虽然缺点和错误，那是在土地革命初期阶段难以避免的。它的功绩主要是：
1．在全国最先打起苏维埃旗帜。1927年11月中旬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12月，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的长篇文章给予充分肯定。1928年1月3日，中央局的决议指出：“各县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海陆丰“第一次组织成工农群众的无限制政权”。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也谈到：“我看十一月扩大会议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2．政权建设的各方面比较完备。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实行工农代表传说制度，组成工农民主。工农兵代表采取分配名额，由基层选举产生，再由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主席团，实行主席团负责制。县苏维埃下设军事、人民、财政、土地4个委员及各区苏维埃。1928年，第二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改主席团制为委员会制，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从而使代表会议制度不断完善。第二，实行民主制定纲领。代表会议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由代表提出议案，交代表大会讨论，然后表决通过没收，分配土地，镇压革命，改善工农生活，抚恤被难烈士及被祸工人农民家属，取消苛捐杂税等决议案，作为苏维埃的具体行政纲领。后来又作了许多具体补充，如发展经济方面，采取统一财政，实行单一税率，创办工农贩卖合作社与海陆丰劳动银行，保护商业、商船，与商人订立从香港运进物资条约，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等等。这些政纲和措施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强化统治机器，对敌人实行专政。一方面除红军二、四师外，两县苏维埃设立团队部，辖有工农革命军海丰600余人枪，陆丰三个大队三四百人枪，各区有脱产赤卫队，还有不脱产的乡村农军数以万计，形成了正规军、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三个层次的军事系统。另一方面，县、区苏维埃设立了裁判委员会，负责审判反革命分子（虽则群众常有不经审判便对反革命分子处以刑罚，但一再强调必须经过审判程序）。工农武装在红军帮助下，横扫两县反革命据点，歼灭反动武装，使海陆丰在4个月时间内比较稳定。
3．在全国及国际上有过较大影响。在1927年全国少数根据地初创阶段，海陆丰是颇有影响的一面红旗。党中央1927年12月31日指示湖南省委，“应在湘赣边境或湖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1928年1月3日中央局决议案指出：“海陆丰政权之丰富材料，它的胜利，它的经验，应当充分动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中央及地方都应当在自己的报纸、杂志、传单、宣言中运用广州及海陆丰暴动的材料”，随后，广东省委编写出版了5万余字的《海陆丰苏维埃》小册子，在全国党内发行。全国党内报刊报道了海陆丰革命斗争很多消息，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争。海陆丰的革命斗争还震惊了国内外反动派。上海《申报》刊登了广东军阀李福林给蒋介石南京的电文，说：“海陆丰苏维埃翘然独峙3个多月，如不及时清剿，祸害不浅。”设在上海的中外资本家的联合机关华洋义赈会，在各报刊登启事，极力诅咒海陆丰革命。上海租界帝国主义宣传工具《[字林西报》和广州、香港的反动报纸更是大登刻意底毁海陆丰革命的消息。英帝国主义的香港当局深为不安，不但对海陆丰实行经济封锁，还公然时常派遣炮舰梭巡于海陆丰沿海。
4．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光辉一页。海陆丰苏维埃拘留了一名在当地违法的英籍传教士，并把危害苏维埃的外籍传教士集中起来准备驱逐出境。港英当局闻讯派了一艘兵舰直抵汕尾港，意欲武装恫吓。驻汕尾的工农革命军立刻布防海边，严阵以待。后经4次函件往返谈判，我方才同意将传教士释放出境。海陆丰苏维埃严正警告帝国主义者：“须知吾人有全中国而至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一切任何恶势力俱不足怕。更有进者，嗣后贵舰莫再擅越吾界自由出入本港，否则吾人自有相当对待，莫谓言之不预也。”回击了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刊登了《海陆丰苏维埃的外交》一文，赞扬了海陆丰苏维埃维护民族尊严的正方立场。
（三）关于土地革命
由于各种原因，海陆丰土地革命的历史情况，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现从文献史料证实，海陆丰是我国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地区，海丰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27年11月中旬通过的《没收土地案》，是我国第一部载有没收分配土地具体政策和办法。海陆丰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接触了实际，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决议案中有些内容很有创见，并于后来被其他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予以借鉴。例如“照人数多少分”地，“照土地肥瘠分”地，“由苏维埃发给田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不得买卖或抵押”，“士兵家里有田地不得回家耕种者，应准其雇工”，“田地分配后每年出息应抽多少供给各乡、区、县做公益费”等原则，都在后来其他根据地被重新提出并得到贯彻。1927年12月26日中央《通讯》发表了这个决议案。
海陆丰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采用县设土地委员会，区设土地科的方法，通过广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烧田契、没收土地，插标分配，颁发土地证。当时正值秋收季节，农民得到了实惠。据海陆丰两县委报告，截至1928年2月止，海丰县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圭土地总数的80%，陆丰县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40%。中共中央1928年1月3日决议中评价海陆丰的土地革命说：“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性质上，也是空前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家的口号。”
（四）关于海陆丰革命斗争受挫折的原因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经历了1928年苏维埃政权失败，于1934年最后丧失。毛泽东、周恩来曾经论述过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苏维埃政权失败的原因，一是军阀战争结束，白色政权暂时稳定，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红色政权；二是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守备的地方，如一时环境很顺利，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而轻视敌人，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一是参加广州起义的教导团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二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关于没有把教导团学生当作干部使用，周恩来同志认为这与当时广东省委一些领导同志排斥知识分子有关。
我们认为，导致军事上反“围剿”失利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红军二、四师在前段扫落封建堡垒的攻坚战中，人员弹药锐减，没有及时补充，又无适当休整；二是反“围剿”部署失之过迟，特别是没有集中兵力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是分散作战；失利后又困守海陆丰山区，陷入被动处境。
有的同志认为海陆丰反“围剿”失利的因为彭湃不懂军事。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彭湃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广东农军的缔造者，他十分重视农军的建设，并亲自指挥战斗。彭湃武装农民的军事思想，是他一生中光辉的一页。在我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探索阶段，要求彭湃在指挥正规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中不出现失误是不现实的。
关于1934年根据地最后丧失除广东反动统治趋于稳定，得以集中兵力进攻苏区这个客观原因外，主观上是因为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1931年夏，王明“左”倾路线传达到东江。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推行“左”倾路红，他们认为“右倾是海陆紫目前的主要危险”，应该“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加紧“反对富农思想、富农路线”。在王明路线指导下，海陆紫、陆惠的党组织不正确地进行了党内斗争。打击了对错误的党内斗争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纠缠在一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肃反中随便逮捕同志，实行逼供信，未经调查研究便轻易处置。如此经过一年多时间，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被错杀。被杀人数多达五六百人。当敌军对海陆紫、陆惠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时，党和红军的力量已基本上被王明“左”倾路线所葬送。
关于1927年夏秋间的东江特别委员会问题。过去认为东江特委是在海陆丰第一次起义前夕成立的，它领导了海陆丰三次起义和东江的革命斗争，现仍有部分同志持此说。另一种说法是，“五一”前后虽曾成立成东江特委，但很可能是临时工作机构，没有起到领导海陆丰三次起义和东江革命斗争的作用。这种说法是根据文献记载。1927年夏秋间海陆丰地委与汕头、惠州两个地委仍然存在，且在8月广东省成立的7个暴委中，有海陆丰、潮梅、惠州三个暴委，分别领导各地革命斗争。作为党委一级机构的东江特委是在11月成立，领导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普宁、惠来、潮阳8县。
关于肃反问题。过去说AB团组织是有的，只是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现在，党史工作者大都认为没有发现任何依据可以证实确有AB团组织，有的当年曾领导过肃反的当事者，也承认没有AB团的确凿证据。但对这一事件仍有不同意见。
当前，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工作比较活跃，随着历史资料的发掘，研究工作也正在深入发展。在党中央介导的存真、求实的原则指导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果。
（选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9期）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包括海丰、陆丰两县，后期还包括惠阳、紫金部分山区。这块根据地经历了两度起落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三起次义和根据地初创阶段（1927年4月至11月）
1927年4月15日，统治广东的军阀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广州、汕头等地发动反革命大屠杀。中共海陆丰地委面对严重局势，决定武装起义，成立东江特委和海陆丰救党运动大同盟，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
5月1日凌晨，海丰、陆丰两县同时起义。农军统一行动，包围县、区公署，收缴枪支、逮捕反动派。当天，海丰、陆丰分别举行纪念“五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临时人民。5月9日，军阀部队三个团先后进攻海陆丰，经过激烈战斗，起义群众主动撤出两县城。虽然起义部队占领县城只有10天，但这是反革命政变后我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军事行动，它公开打出了武装起义旗帜，揭开了海陆丰武装斗争的序幕。7月，敌军三个团撤走，适值夏收季节，海陆丰地委作出坚决抗租，推动武装斗争的决定。在党的领导下，抗租运动遍及农运基础良好的乡村，从武装截击收租，发展到攻打区镇守敌，农军逐渐控制了海丰的赤石、公平、梅陇，陆丰的新田、金厢等区，成为游击活动的依托。
8月下旬，收到省委改组和中央八七会议文件，海陆丰革命斗争方向进一步明确。此后，海陆丰地委改组为海陆丰县委，成立了海陆丰暴动委员会。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入粤，县委决定举行海陆丰第二次武装起义。9月8日，农民攻占陆丰县城，15日占领海丰。两县克复后分别成立工农临时革命，区、乡由农民协会接管政权。当时，海陆丰县委已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需要建设根据地作长期武装斗争，所以把缴获的大批物资运往两县山区，重点建设海丰、陆丰、惠阳三县交界的黄羌、激石溪、中洞一带山区根据地。9月25日，敌军一个团入侵，农军主动撤出两县城。接着，广东省委派黄雍到海丰山区城立了东江革命委员会。
南昌起义军入粤，于10月3日在流沙遭到严重挫折。散失部队失去联系，先后进入陆丰境内。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聂荣臻、彭湃、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李立三、谭平山等抵达陆丰，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掩护下，许多领导人和起义官兵先后离开海陆丰渡海去香港和上海。叶挺部二十四师1300余人在董朗率领下于10月7日进入陆丰激石溪，9日，进入朝西山。党以东江革命委员会名义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整编，随后接南方局指示，部队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11月，正式建立师部，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师党代表，下辖第四团及由海陆丰工农革命军编成的第五团。
10月下旬，海陆丰县委根据广东省委关于利用广东两派军阀公开冲突之机开展暴动的指示，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为适应斗争形势，原海陆丰县委撤销，分别建立海丰、陆丰县委。11月1日，我军克复海丰县城，5日，克复陆丰县城。
（二）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扩大根据地阶段（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
第三次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临时局委员彭湃兼任了新建立的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着手进行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筹备工作。11月13日、18日，陆丰、海丰分别召开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各开4天，正式成立了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城镇及各区苏维埃政权也先后成立。海丰全境，陆丰除一个乡外，均属苏维埃政权管辖之下，两县共有人口70余万。
1928年1月3日，东江特委在海丰城召开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到会的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潮阳、惠来等县代表。这次代表会动员部署了东江大暴动。1月5日大会闭幕时，适值广州起义失败后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在叶镛、袁裕（袁国平）、徐向前等率领下抵达海丰城，这使东江大暴动增加了一支有生力量。此后，在海陆丰工农武装配合下，二师向西北惠阳、紫金、五华发展，四师向东南普宁、惠来、潮阳发展，从而使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西南部苏维埃区域得到迅速扩大。
（三）首次反“围剿”及坚持根据地斗争阶段（1928年3月至1929年1月）
1928年2月，李济深、张发奎两派军阀混战结束，李济深的广东政权得到暂时稳定。李济深集中陈济棠、邓彦华、黄旭初3个师，及4艘兵舰分四路进攻海陆丰。2月29日、3月1日，陆丰城、海丰城相继被攻陷。红二师、红四师和海陆丰工农武装曾多次反攻，反复争夺区镇，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损失很大。3月中旬，红二师、红四师撤往惠来。东江特委主要领导成员彭湃、郑志云等同志到惠来领导斗争，牵制海陆丰敌军。但二、四师在普宁、潮阳一再受挫，只得撤回海陆丰山区。广东省委为改变海陆丰的不利形势，于4月中旬派赵自选、张善铭等同志到海丰，成立海陆丰总指挥处，调集兵力于5月3日反攻海丰城。因配合有误，此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6月，以杨望同志为首的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暴动委员会成立，领导夏收斗争，但形势已经日益严重。红军在根据地迂回游击，8月，红四师师长叶镛同志不幸被捕牺牲，徐向前同志接任师长。敌军继续残酷“围剿”根据地。在半年时间内，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战士及海陆丰革命群众牺牲了五六千人，其中有省委领导人张善铭、赵自选同志，东江特委委员杨望、林铁史、张威同志。在大南山的东江特委书记彭湃同志8月下旬奉命离开东江，代书记郑志云同志于同月在惠来牺牲。10月，以陈舜仪为书记的的中共海陆惠紫临时特委成立。考虑到红军二、四师只余几百人，且多数伤病，经省委同意，特委成立了专门机构，输送红军去香港就医，或转移各地参加革命斗争。此后半年，包括二师师长董朗、四师师长徐向前、党代表刘校阁等同志先后撤离海陆丰。
（四）重建红军，割据边区根据地阶段（1929年2月至1932年3月）
1929年2月，广东省委派陈郁同志到海陆丰山区参加海丰、陆丰、紫金三县党代会，传达党的六大方针指引下，海陆紫党组织稳扎稳打，积极渡过困难时期。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战争爆发，陈济棠取代了桂系李济深在广东的统治。蒋桂战争爆发后，驻海陆丰的敌十六师调走，反动势力顿呈薄弱。9月，海陆紫特委在省委指示下重新组建红军。10月，在海丰朝面山正式成立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团长彭桂，政委黄强，下辖3个营，不久发展到1000多人。四十九团发展游击战争，转战海丰、陆丰及惠阳广大区域，开辟了海丰、陆丰及惠阳、紫金四县边区根据地。1929年冬，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在根据地恢复活动。1930年春，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人数达30余万。海陆丰人民迎来了第二个革命高潮。
1930年夏，立三“左”倾错误影响到海陆丰。红军热衷于攻打城市，部队和根据地都受到损失。10月，海陆紫特委并入东江特委。11月初，南方局派李富春同志到大南山召开闽粤赣边区党代会，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结束立三“左”倾错误。会后，东江特委撤销，分设西南、西北分委。在西南分委领导下，海丰、陆丰、紫金合并为海陆紫县，成立海陆紫县委、县苏。同时，省委将东江红军改编为第六军第二独立师，师长彭桂，政委黄强，下辖两个团，原四十九团编为第一团，彭桂、黄强分别兼任团长、政委。为使海陆紫与大南山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月划陆丰东南部6个区与惠来边界一个区为陆惠县，随后成立了陆惠县委、县革委。5月，西南、西北两分撤销，恢复东煤特委，在结束立三错误路线后，红军和根据地逐渐恢复，并有新的发展。
（五）再次反“围剿”，军事斗争失利阶段（1932年3月至1934年）
1932年，广东的反动统治趋于趋于稳定，他们集中兵力大规模进攻红色区域。春末，张达师及张瑞贵师一部进入海陆丰，疯狂“进剿”、“清剿”、“屯剿”。另方面，王明“左”倾路线在前一年的夏秋间贯彻到东江，错误路线执行者大打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使海陆紫、陆惠地区的反“围剿”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随着敌军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封锁线，村庄被毁，群众被杀或被赶走，我军的活动十分困难。1933年春，红一团挺进紫金受挫，撤回海陆丰山区分散坚持斗争。1934年，海陆丰边界赤卫队被围失利，海陆丰人民武装斗争便暂告停止。
二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1951年，在我党诞生30周年的时候，《南方日报》编辑部发表了纪念海陆丰工农苏维埃的文章。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党史资料》第四期刊登了题为《1927年海陆丰的革命运动》的长篇文献资料，这篇史料引起了史学界对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重视和研究。1957年11月，在海陆丰苏维埃诞生30周年之际，经广东省委和省批准，海丰、陆丰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省委书记、副省长古大存等领导同志参加了纪念活动。海陆丰苏维埃30周年纪念大会筹委会编写了一册《海陆丰苏维埃史料》。海丰红宫旧址纪念馆和海丰、陆丰老区建设委员会广泛征集革命文物，并发动老同志写了大批革命回忆录。1958年，广州大学生史料调查队来到海陆丰，深入调查研究，编印了一册《海陆丰苏维埃革命史》。同年，钟贻谋著《海陆丰农民运动》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虽有不准确之处，但它是建国后第一本研究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专著。广东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侯枫著《彭湃传略》。1959年，海丰、陆丰两县委分别成立编史修志委员会，大力征集革命史料，历经5年，写出了《海丰人民革命斗争史》第三稿、《陆丰人民革命斗争史》第五稿，并编写了《大事记》。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反革命集团直接插手海丰，掀起了批判彭湃，砍倒海陆丰革命旗帜的黑浪，海陆丰农民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被迫停止。党的十一央三中全会以后，海陆丰农民运动和苏维埃运动历史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新局面。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彭湃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彭湃研究史料》。同年10月，彭湃诞辰85周年之际，经广东省委批准，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和广东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了纪念彭湃学术讨论会，海丰县举行了纪念会。与会的史学工作者撰写了研究探讨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几十篇论文，后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纪念彭湃论文集》。随后，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海丰红宫旧址纪念馆和华南农学院马列室合著的《彭湃传》，着重记叙了彭湃在海陆丰的革命活动。海丰、陆丰两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合作，将建国以来征集的文献资料编成近百万字的《海陆丰革命史料》第一、二辑，并于1986年1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还编辑出版了《红二、四师资料选编》。革命回忆录的征集也有很大进展。目前，两县党史办、档案馆和海丰红宫旧址纪念馆收藏的回忆录在100万字以上，其中已在报刊发表的有徐向前同志写的《奔向海陆丰》、苏蕙同志写的《海陆丰苏维埃的妇女革命工作情况介绍》等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北京、广州等地不少大学生、党史工作者以及国际友人专程前来海陆丰，调查研究彭湃与海陆丰革命历史，撰写研究文章，更是促进了海陆丰革命历史的研究。
随着文献资料的大量发现和汇编出版，使得一些尚未准确结论的史实弄清楚了。例如，关于海陆丰根据地的存在时间问题，现应确定为1927年至1934年；关于南昌起义军二十四师进入海陆丰的整编地点，现应确定为海丰朝南山；关于称1927年先后三次建立的革命政权为“十天政权”、“九天政权”、“四月政权”，这是错误的，且不符合事实，现在应予纠正；关于海陆丰三次起义党的领导，过去说是东江特委，现应确定为海陆丰地委；关于1928年冬至1930年冬特委对海丰、陆丰两县委的领导，过去说是东江特委，现应确定为海陆惠紫特委，等等。
三
在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对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进展，许多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精神，提出了新的观点，新的见解。现把几个问题综述如下：（一）关于海陆丰根据地的特点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一样，有其共同的规律，但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不同，也具有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地处沿海，毗邻港澳，阶段斗争特别尖锐，与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南海岸边，与香港、澳门仅一夜航程之隔，又处于惠州、汕头之间。海陆丰原是军阀陈炯明的巢穴，官僚和新兴地主众多，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因此，一方面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三者很容易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工农革命；另方面工农民众因深受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自农民运动兴起以后几经挫折而斗志不衰。这里的交通便利，能够及时得到党中央的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的指示。同时，这里的斗争能较快地传播出去，在全国及国际上造成较大的影响。
2．具备比较好的武装割据条件。早在1922年，彭湃就在这里开始领导农民运动；1926年，海丰、陆丰两县农会会员人数就已占全省总数的41%。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两县有共产党员4000人，有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大队400余人枪，还有数以万计的不脱产的乡村农军。这是雄厚的群众基础、党的领导基础和工农武装基础。海陆丰西北部属山区，莲花山脉横贯两县，绵延百里，军事斗争有回旋余地。随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也是正确的。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的建立根据地需要具备的五个条件，海陆丰基本上是具备的。周恩来说：“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恐怕就是指上述条件而言。
3．土地革命实践开始比较早。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海陆丰分别在5月、9月、11月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在7月举行了抗租斗争；建立了工农苏维埃；制定土地革命纲领并加以实施；被步形成了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三级军事系统，这些方面的革命实践都较全国各地为早。海陆丰的革命实践对我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对毛泽东思想被步形成起了有益的作用。
（二）关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功绩
对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评价，史学工作者都认为它的历史功绩应得到充分肯定，虽然缺点和错误，那是在土地革命初期阶段难以避免的。它的功绩主要是：
1．在全国最先打起苏维埃旗帜。1927年11月中旬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12月，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的长篇文章给予充分肯定。1928年1月3日，中央局的决议指出：“各县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海陆丰“第一次组织成工农群众的无限制政权”。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也谈到：“我看十一月扩大会议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2．政权建设的各方面比较完备。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实行工农代表传说制度，组成工农民主。工农兵代表采取分配名额，由基层选举产生，再由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主席团，实行主席团负责制。县苏维埃下设军事、人民、财政、土地4个委员及各区苏维埃。1928年，第二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改主席团制为委员会制，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从而使代表会议制度不断完善。第二，实行民主制定纲领。代表会议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由代表提出议案，交代表大会讨论，然后表决通过没收，分配土地，镇压革命，改善工农生活，抚恤被难烈士及被祸工人农民家属，取消苛捐杂税等决议案，作为苏维埃的具体行政纲领。后来又作了许多具体补充，如发展经济方面，采取统一财政，实行单一税率，创办工农贩卖合作社与海陆丰劳动银行，保护商业、商船，与商人订立从香港运进物资条约，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等等。这些政纲和措施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强化统治机器，对敌人实行专政。一方面除红军二、四师外，两县苏维埃设立团队部，辖有工农革命军海丰600余人枪，陆丰三个大队三四百人枪，各区有脱产赤卫队，还有不脱产的乡村农军数以万计，形成了正规军、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三个层次的军事系统。另一方面，县、区苏维埃设立了裁判委员会，负责审判反革命分子（虽则群众常有不经审判便对反革命分子处以刑罚，但一再强调必须经过审判程序）。工农武装在红军帮助下，横扫两县反革命据点，歼灭反动武装，使海陆丰在4个月时间内比较稳定。
3．在全国及国际上有过较大影响。在1927年全国少数根据地初创阶段，海陆丰是颇有影响的一面红旗。党中央1927年12月31日指示湖南省委，“应在湘赣边境或湖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1928年1月3日中央局决议案指出：“海陆丰政权之丰富材料，它的胜利，它的经验，应当充分动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中央及地方都应当在自己的报纸、杂志、传单、宣言中运用广州及海陆丰暴动的材料”，随后，广东省委编写出版了5万余字的《海陆丰苏维埃》小册子，在全国党内发行。全国党内报刊报道了海陆丰革命斗争很多消息，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争。海陆丰的革命斗争还震惊了国内外反动派。上海《申报》刊登了广东军阀李福林给蒋介石南京的电文，说：“海陆丰苏维埃翘然独峙3个多月，如不及时清剿，祸害不浅。”设在上海的中外资本家的联合机关华洋义赈会，在各报刊登启事，极力诅咒海陆丰革命。上海租界帝国主义宣传工具《[字林西报》和广州、香港的反动报纸更是大登刻意底毁海陆丰革命的消息。英帝国主义的香港当局深为不安，不但对海陆丰实行经济封锁，还公然时常派遣炮舰梭巡于海陆丰沿海。
4．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光辉一页。海陆丰苏维埃拘留了一名在当地违法的英籍传教士，并把危害苏维埃的外籍传教士集中起来准备驱逐出境。港英当局闻讯派了一艘兵舰直抵汕尾港，意欲武装恫吓。驻汕尾的工农革命军立刻布防海边，严阵以待。后经4次函件往返谈判，我方才同意将传教士释放出境。海陆丰苏维埃严正警告帝国主义者：“须知吾人有全中国而至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一切任何恶势力俱不足怕。更有进者，嗣后贵舰莫再擅越吾界自由出入本港，否则吾人自有相当对待，莫谓言之不预也。”回击了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刊登了《海陆丰苏维埃的外交》一文，赞扬了海陆丰苏维埃维护民族尊严的正方立场。
（三）关于土地革命
由于各种原因，海陆丰土地革命的历史情况，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现从文献史料证实，海陆丰是我国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地区，海丰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27年11月中旬通过的《没收土地案》，是我国第一部载有没收分配土地具体政策和办法。海陆丰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接触了实际，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决议案中有些内容很有创见，并于后来被其他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予以借鉴。例如“照人数多少分”地，“照土地肥瘠分”地，“由苏维埃发给田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不得买卖或抵押”，“士兵家里有田地不得回家耕种者，应准其雇工”，“田地分配后每年出息应抽多少供给各乡、区、县做公益费”等原则，都在后来其他根据地被重新提出并得到贯彻。1927年12月26日中央《通讯》发表了这个决议案。
海陆丰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采用县设土地委员会，区设土地科的方法，通过广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烧田契、没收土地，插标分配，颁发土地证。当时正值秋收季节，农民得到了实惠。据海陆丰两县委报告，截至1928年2月止，海丰县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圭土地总数的80%，陆丰县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40%。中共中央1928年1月3日决议中评价海陆丰的土地革命说：“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性质上，也是空前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家的口号。”
（四）关于海陆丰革命斗争受挫折的原因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经历了1928年苏维埃政权失败，于1934年最后丧失。毛泽东、周恩来曾经论述过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苏维埃政权失败的原因，一是军阀战争结束，白色政权暂时稳定，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红色政权；二是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守备的地方，如一时环境很顺利，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而轻视敌人，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一是参加广州起义的教导团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二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关于没有把教导团学生当作干部使用，周恩来同志认为这与当时广东省委一些领导同志排斥知识分子有关。
我们认为，导致军事上反“围剿”失利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红军二、四师在前段扫落封建堡垒的攻坚战中，人员弹药锐减，没有及时补充，又无适当休整；二是反“围剿”部署失之过迟，特别是没有集中兵力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是分散作战；失利后又困守海陆丰山区，陷入被动处境。
有的同志认为海陆丰反“围剿”失利的因为彭湃不懂军事。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彭湃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广东农军的缔造者，他十分重视农军的建设，并亲自指挥战斗。彭湃武装农民的军事思想，是他一生中光辉的一页。在我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探索阶段，要求彭湃在指挥正规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中不出现失误是不现实的。
关于1934年根据地最后丧失除广东反动统治趋于稳定，得以集中兵力进攻苏区这个客观原因外，主观上是因为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1931年夏，王明“左”倾路线传达到东江。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推行“左”倾路红，他们认为“右倾是海陆紫目前的主要危险”，应该“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加紧“反对富农思想、富农路线”。在王明路线指导下，海陆紫、陆惠的党组织不正确地进行了党内斗争。打击了对错误的党内斗争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纠缠在一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肃反中随便逮捕同志，实行逼供信，未经调查研究便轻易处置。如此经过一年多时间，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被错杀。被杀人数多达五六百人。当敌军对海陆紫、陆惠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时，党和红军的力量已基本上被王明“左”倾路线所葬送。
四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近年来有所进展，但取得的成果是初步的，有些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有待进一步探讨。如：关于1927年夏秋间的东江特别委员会问题。过去认为东江特委是在海陆丰第一次起义前夕成立的，它领导了海陆丰三次起义和东江的革命斗争，现仍有部分同志持此说。另一种说法是，“五一”前后虽曾成立成东江特委，但很可能是临时工作机构，没有起到领导海陆丰三次起义和东江革命斗争的作用。这种说法是根据文献记载。1927年夏秋间海陆丰地委与汕头、惠州两个地委仍然存在，且在8月广东省成立的7个暴委中，有海陆丰、潮梅、惠州三个暴委，分别领导各地革命斗争。作为党委一级机构的东江特委是在11月成立，领导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普宁、惠来、潮阳8县。
关于肃反问题。过去说AB团组织是有的，只是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现在，党史工作者大都认为没有发现任何依据可以证实确有AB团组织，有的当年曾领导过肃反的当事者，也承认没有AB团的确凿证据。但对这一事件仍有不同意见。
当前，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工作比较活跃，随着历史资料的发掘，研究工作也正在深入发展。在党中央介导的存真、求实的原则指导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果。
（选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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