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金厢出海”

一、难忘的日子
——记1927年周恩来同志到陆丰

    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一封由秘密交通站转给我的信，里面写着：“我陪同两位负责同志来到南塘，拟在金厢雇船去香港，希你设法完成这个任务。杨石魂”。我看了之后，即回信说：一定完成任务！同时心里十分惊奇地揣摩：杨石魂同志是中共汕头市委书记，由他陪同来的自然是高级首长，但到底是谁呢？前几天，我曾听南昌起义军到达陆丰的徐成章团长说过，在流沙遭遇敌军袭击之前，他曾见过周恩来同志和叶挺、贺龙两位军长，失散后就不知他们的去向了。难道现在来的就是其中的两位？难道我竟这么幸运地得到护卫首长的光荣重大的任务？但是我又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的猜测。
    第二天中午，又接到杨石魂同志来信，通知我即晚9时派两个可靠的党员到琐城岭 迎接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军长，并且说，必须绝密地封锁消息，认真做好警卫工作。我一看这信就乐得心里开了花，我揉揉眼睛，再仔细看看，分明不错。周恩来、叶挺同志就要来我家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
    同时，我又想这个责任不轻啊！周围30华里左右的碣石、博美和陆丰城等地，都驻有陈学顺的大股敌军和反动地主的保安队，他们正在企图扑灭革命火焰，血腥的魔爪时刻都有伸进金厢的可能。可是党已把这个重任委托我，决不能出丝毫差错，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住首长的安全！
    我立即着手组织警卫工作。黄厝寮村30来户人家全是可靠的革命群众，严重的问题只是防卫敌军的突然袭击。因此我挑选了优秀的党员，分别到琐城岭、观音岭、金厢港口监视周围据点里的敌人，另一人在村外巡逻，并约定有情况时，以三枪为号。我考虑了让首长们住在我爸爸的房子里。那是村子里最后面的一所屋子，有一个小院落，不容易暴露目标，也便于向后面山上隐蔽。
    天刚黑下来，我另派两个党员到琐城岭去了。我自己也收拾好房子，怀着一颗火急的心盼望着和首长见面。晚上十点钟了，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还是没有一点动静，我焦急地后悔自己没有去迎接。可是我若真去了，又怕这边出乱子呀！上弦月已隐入山后。我更着急了，随手抓了驳壳枪，踏着昏蒙蒙的月色，朝琐城岭跑去。
    “谁？”这是前去迎接的李秀的声音。
    “是我。接到了吗？”我低声地问。
    “接到啦！”语音刚落，李秀已陪同杨石魂同志迎面走近。我叫李秀和另外一位同志立刻先回村里警卫，我便和杨同志站在路边等候。走上来的两位首长都是身材高大，穿着粗布衣服，多么朴素啊！后面紧跟着两位警卫员。杨石魂同志给我们作了介绍。
    同恩来同志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秀文同志！”
    “我来迟了，同志！”我说。
    “有人带路就行了，你还来接，大家工作都很忙呀！”叶挺同志握着我的手关切地说。
我本来有点拘束，但一听两位首长亲切温和的声音，我象遇见久别重逢的上级一样，十分亲切。
    我们向村里走去，周恩来同志一边走一边问我家里有多少人，种几亩地，生活好不好？当他知道我正23岁时，高兴地点点头，带着赞扬的口吻说：“啊！你这个年轻的区委书记，还赶得上建设社会主义呢！”
    不一会，已穿过村后的小树丛，进入屋里。点亮了灯之后，我才看清楚周恩来同志英俊的脸庞，奕奕有神的眼睛，十足象个书生，只是颧骨很高，脸色有些发黄，我不禁暗暗地为首长的健康着急。我更没想到北伐时著名的铁军将领叶挺同志，竟是那么斯文，平易近人，这使我看到了人民英雄的本色。
    房子里只有一张大床，地下临时给警卫员准备了一张草铺。我腼腆地说：“地方太狭了，请首长们在这床上休息。”周恩来同志好象看出我难为情，便说：“没关系呀！这就很好了。”这时，我很想跟首长们多谈一刻，可是想到他们南下2000多里长征的奔波，就不敢过于打扰他们的安静，很快地出来，让首长同志好好休息。
    第二天，风雨大作，海里浪涛高得惊人。我向首长们报告时，发觉周恩来同志没有吃饭，脸色红得厉害。我不安地问：“周恩来同志，你病了吗？”
    “有些不舒服，但不要紧。”他温和地回答。
    杨石魂同志焦虑地说：“周恩来同志发烧很久了，昨天过度疲劳，今天发热得更厉害啊！”
    我一时愣住了，首长发高烧，而且很厉害，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该怎么办呢？附近城镇都有敌军占据，这里又没有医生，何况又不能暴露秘密，真是为难啊！
    正在房子里徘徊沉思的叶挺同志，突然问我：“你能找得上陆丰县委的关系吗？”
    “找得上。县委设有秘密交通站。”我说。
    “那么，秀文同志，请你一面向县委报告，设法请个可靠的医生，替周恩来同志治病；一面派人雇船只，等风浪稍停，就启帆去香港。”叶挺同志说完后，回头象是征求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你看好不好？”
    “雇船很好。不过请医生问题，我看不要麻烦县委吧。我的病并不要紧，行军打仗还能挨过来，何况现在的环境总算安定得多了。”周恩来同志说着坐了起来，好象是证明他的身体满可以支持。
    “不行！你已给病折磨够了，应该赶快诊治！”叶挺同志肯定地说。
    这时我们在旁的同志也以同样的心情，向周恩来同志提出意见，他才同意我给县委打报告。
    下午，周恩来同志的高烧稍退一点，叫我找县农民协会的负责干部，和一位工农革命军的中队长到他的住房里座谈，了解我们这里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情况。他是多么关心革命事业啊，简直忘记自己还在病中。
    我说：“今年春天，地委举办了区书训练班，县委相继举办了组委和宣委训练班，大力发动农民，扩大武装斗争。‘四•一二’大屠杀不久，我们这里就举行了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时间虽然仅仅10天，但是我们党组织了广大农民，起来保卫减租减息、抗租抗息的胜利果实，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浪潮十分高涨。”
    周恩来同志听得很仔细，不时地点点头。当我再谈到攻打碣石城，农民持着大刀、尖串，用浸湿的棉被和稻草捆护住身子奋勇冲锋，给敌人以严重打击时，他赞许地说：“海陆丰农民的革命热情非常宝贵！现在继续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力量！”
    叶挺同志忽然问道：“南昌起义不是有个团送给陆丰农民一部分武器吗？”
    我回答：“有！徐成章团长奉军委的命令，把武器送给了英勇的碣石和金厢农民，金厢的州渚村就发了一百多支枪。农民有了枪，斗争劲头更大了，部分青年农民穿上起义军同志赠送的制服，全副披挂起来可神气哩！”
    周恩来同志听到这里，随口就说：“农民武装起来的队伍，应该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才能战胜敌人。”
    这时，县农协的同志说：“几天前，听说董朗和颜昌颐同志带领的起义军，甩开了敌军的追击，经过新田、河口，现在已安全地抵达海陆丰的革命根据地碣石溪和中峒了。”
    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他说：“这就很好了，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焰，又要在海陆丰猛烈地燃烧起来！”
    周恩来同志的话，句句都打动我们的心弦，提高对革命的信心，讲的真好啊！但想到他在病中，就希望他休息。可是他不顾自己的病，继续亲切诚恳地问着，谈着。
    周恩来同志对党团组织的发展情况也非常重视。当时我们这个区的党团组织，虽然比1926年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整个区才有一百多个党员，很多村子还是空白点。他谆谆教导我说：“应该抓紧发展组织工作，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只有党团队伍壮大了，工农群众的觉悟提高了，我们才有力量反对国外的反动派，建立自己的政权。”
    长期以来，我整天忙于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对发展组织是不够重视的。周恩来同志的话打中了我工作中的大缺点，我带检讨地说：“今后我要好好的发展组织。”
    窗外的天空暗下来了，我感激地说：“请首长休息吧，希望今后多多指示！”
    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同志微笑地点点头。在我们退出的时候，他们还送到门口，热烈地跟我们握手。
    这一晚，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我想着首先的每一句话，和对工作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
    第四天接到县委的通知，要我护送周恩来同志到革命基础很好的溪碧村去医病。那里有一个可靠的中医生。这天晚上，我备了一乘轿子送周恩来同志到县委早已布置好的接头地点，当时叶挺同志、杨石魂同志和两个警卫员也一起去了。过了四、五天，天还没有亮，周恩来同志又乘着轿子和叶挺同志等一行人回到我的家里。当我知道周恩来同志的病状并未全好时，我的心情不由地又不安起来。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让首长早日到达香港就医。但老天不作美，暴雨虽然停止了，狂风却依旧卷着巨浪，猛烈地扑打海岸。听着这声音，我的内心就焦急得象油煎，恨老天爷偏偏在这时候跟我们作对。那时，每天我总要抽空看望首长一两次，两位首长反复嘱咐我要关心整个区，关心抗租抗息的发动工作，关心农军的广大和训练；这一期间，无论在、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都给了我们极深的影响。
    一次，我进房去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和两个警卫员一起坐在草铺上，认真地教他们学文化。周恩来同志看见我进来了，就站起来笑着对我说：“这两个江西老表学得还差不多哩！”那时我深深级那亲密的阶级友爱所感动。想起自己对下级干部关怀得不好，甚至粗暴地对待干部的缺点时，不禁刷地脸红了。
    过了一会，周恩来同志忽然问起我念过几年书。我告诉他曾到城里念过高小。接着他又问我：“读过毛泽东同志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没有？”
    我说：“没有。”
    周恩来同志非常恳切地说：“应该读。搞农民运动的干部不读这篇文章是不行的。”又问：“《共产党宣言》读过了吗？”
    我怪不好意思地再次说：“没有。”
    “啊•这是必须读的。”周恩来同志说着踱到我跟前，靠近我坐下，非常温和地说：“秀文同志，你应该懂得，现在革命斗争正在进入艰苦的阶段，很需要无数忠于党的革命干部，懂得革命真理，掌握阶级斗争的策略，才能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在风浪中前进。因此，要认真地学习革命理论，从实际出发，指导革命斗争。你说是吗？”
    “是。首长，我过去就是强调困难！以后保证要认真学习好。”一种激动的心情使我站了起来。
    当时周恩来等同志的食用全由我父亲照料。我父亲一辈受苦的人，对革命的态度很坚决，过去有同志来我家，不用我说什么，他都热情地款待。他常说，同志们为革命离家背井，应让他饱暖些。这一回我郑重地告诉他，有两位首长要在我们家排蔽，等风浪停了就走；我们要让同志吃得好些。他听了点点头说：“这不用你费心。”
    首长到我家后，父亲每天送饭打杂，他总是笑眯眯的。一次他买了一条三斤多重的鲜鱼，高兴地做好端进房子里，叶挺同志一看见就微笑着说：“哟！老大爷，怎么买鱼呢？你家并不宽裕，再说，咸菜已经很好吃啦！”
    父亲说：“同志，你们工作担子重，这位同志又害了病，不吃点鱼壮壮身子那能行呀！”
周恩来同志说：“老大爷，我们身体并不坏哩！你太关心了。”他接着又说：“菜已做了，那就请你送一盘给老太太尝尝，你也来这里吃。”父亲受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同志劝说不过，只得照办了。吃饭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看我你父亲光吃咸菜，就把鱼放到我父亲的饭碗里。叶挺同志也风趣地对两个警卫员说：“怎么，你们也拘束了，打它一个冲锋吧！”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在周恩来同志等人走了之后，父亲才知道这两位同志是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同志，他激动得泪汪汪地说：“怪不得他们那样和气，那样关心别人啊！”
    周恩来同志他们，在我家住了半个月，船工来通知我说，可以出海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首长，大家都非常高兴。傍晚的时候，我备了一乘轿子给周恩来同志坐。我的父亲感动极了，他对着两位首先祝福：“老天爷保佑他们一路平安！”
    我们一行弯过州渚村20分钟后到达了海边。那里停着两条个大的有竹篷的小帆船。我们便一齐上去。
    开船了。天空灰蒙蒙的，海涛在咆哮。恰好遇上刮东风，顺风掠过奔腾的巨浪，船向漫无边际的大海飞驰。
    我安顿了首长在船舱里休息，便出来坐在船头上，环顾着周围海面，心情紧张地筹划着假如遇上土匪的对策。半夜后，一弯月儿从海面上徐徐升起，船工告诉我，已经越过了匪船出没的海面，我们顺利地渡过险境，我真是高兴啊！但是，立刻又难过起来。在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叶挺军长一起的日子，我觉得全身都是劲，满怀信心。我想能永远跟在周恩来同志的身边多好啊！
    船颠簸得很厉害，两位首先一夜也没安睡。离香港五里，杨石魂同志叫船工下了帆，改乘小艇上岸。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同志就要走了，我们热烈地握手，依依惜别。最后，叶挺同志把一支自卫小手枪和一副望远镜送给我，两位首长叫我好好坚持斗争。
    我听着首长的嘱咐，拿着高贵的纪念品，觉得全身的血都沸腾了。
    （叶佐能整理）
    （选自《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黄秀文口述，叶佐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