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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惠、紫”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日期:2008-04-12    阅读: 次   来源:    录入员:    查看全部评论

一、在海陆惠紫边区坚持斗争的回顾

    1927年底至1929年初,我在海丰赤石区委任宣传委员,当时名叫陈汉英。1928年3月,敌人派出重兵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捕杀革命干部、群众,斗争形势日渐严峻。县委、县苏维埃和各区委先是退到农村,由群众掩护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撤到了山区。活动地区是莲花山、银瓶山、白水磜、客仔寮一带。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陈舜仪,组织委员林彬,宣传委员杨捷芳;县苏负责人是古鸿江、曾添、颜浑、陈云山等。
    1928年下半年,徐向前、刘校阁率领的红四师三四百人的部队活动和掩蔽在大安洞一带。部队经常作战,伤病员很多,敌人不断上山剿袭,部队给养十分困难。我会讲普通话,后来便被指派到部队伤兵处工作。伤兵处设在山上两个较隐蔽的地方。我的任务是通过区苏维埃,设法搞些大米、番薯、咸菜等食物,情况好时弄到一些咸鱼,优先供应红军伤病员。那时很难搞到药物,中药也难弄到。在恶劣的环境下,伤病员得不到必要的治疗,死亡很多,只好组织农民就地埋葬。
    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白鑫仍讲究个人享受。他曾拿了些港币给我,让我向农民买牛奶,另一次又私下拿出一枚金戒指,要我为他买香烟,均被我拒绝。这个人品质不纯,在当时就表露出来了。以后他出卖了彭湃同志,说明并不是偶然的。
    1929年元旦,红四师官兵和当地农民在大安洞搞了一个“军民同乐会”,部队编些歌咏节目,农民唱山歌,徐向前和区委负责同志等在会上讲了话。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农民还是蒸了些米粿之类的食物慰劳部队,军民同甘共苦。红四师的官兵中,我认识两位朝鲜的同志,一名叫咸声,一名叫北星,他们会讲普通话,是特委的军事干部。有一次敌人来围山,我们撤到山上时,我看见他们打开背包,里面都是军事地图。
    后来省委决定让红军出境,以保存革命力量。刘校阁亲自布置我做出境的后勤组织工作。由于赤石离海边不很远,为增加安全系数,一般是由交通员联系好出港线路,出境人员分成三几人一批,做好准备,交通员一到,便脱下军装,换上便衣。组织上发点路费,由交通员带路,利用夜色掩护通过危险地带。出港线路主要是到樟木头搭火车,其他还有后门线,排角线、分水塘线等,这几条线路是乘船到香港。由于每批才几个人,整个出港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29年初我调到公平区委任宣委时,尚有一些红军在等候出港。
    1928年底,省委派陈郁到海陆紫巡视工作,一位农民带领他找到驻在格田村的赤石区委,恰好我在区委。只见陈郁背一个包袱,拿一根竹杆当拐杖。接上关系后,区委马上派一位同志带他到银瓶山找县委,由县委接到海陆紫特委。陈郁来后召开了海陆紫党的代表大会,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重点布置地下职运工作,特别是对敌第五军的兵运工作做了具体研究当时赤石区委在五军经过的路上散发了许多传单,提出“打倒国民党,欢迎第五军”,陈郁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指示我们改变策略。我们经过重新研究,派人到五军,重点做那些参加过省港大罢工,思想较进步的兵士的工作,果然取得了进展。
    海陆惠紫特委成立以后,主要活动区域是海丰山区,海丰县委的许多干部参加特委的工作。因此,一个时期县委的工作由特委兼顾起来。特委驻地由于敌人不断围剿,经常流动于大安峒、明热峒、埔仔峒、激石溪一带以及公平的高沙、苦竹园或者惠阳属的深山内,但比较长时间是在银瓶山一个叫深井的大山窝搭寮。1929年春这段时间尤其困难,敌人把山区农民迫迁到外地,封锁交通,妄图困死我们。红军和当地干部失去农民接济,经常挨饿。但我们互相鼓励,并不气馁。同志们便在晚上分头下山,身上搭个布袋,去挖农民种在地里尚水收成的番薯。但因为没有食盐等其它食物,大家身上都浮肿得相当厉害。幸好这个阶段不太长,蒋桂战争爆发后,敌人撤了围山的部队,我们便把人员重新组织起来斗争。
    为了恢复海丰东南一带党的活动,特委和县委曾派了许多同志到各区去,但许多同志派去不久就牺牲了。那里没有山可作掩护,反动力量又较雄厚,因此我们称它为“东南窟”。后来,陈舜仪同志在派人去的时候,知道此去一定凶多吉少,他在点到派去的同志们的名字时,往往咽喉梗塞,含着眼泪。但被派去的同志毫无怨言,明知征途危险,还是接受任务去了,真是视死如归。
    海陆惠紫特委有一个刊物,叫《群众之路》,版面相当于报纸的一半,有红、蓝两色套印,不定期出版,印得很漂亮,是由潘南金同志缮写印刷的。彭湃在上海牺牲后,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组织了有声有色的悼念活动。在白水磜举行了军民追悼大会,这天广泛散发标语传单,布置部队剪掉敌人电线,破坏其军事设施,并在追悼大会上鸣枪放炮。《群众之路》出版了纪念专刊。通过悼念活动激发军民的革命精神。1929年11月,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周年之际,《群众之路》也编印了纪念专刊。内有一篇《红色政权成立二周年》的山歌,是我用“苏武牧羊调”填写的。这首歌后来在根据地广泛流传,现在许多老同志还能吟唱。歌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到今二周年。工农兵士们,选代表,执政权,全国破天荒。政权虽四月,建设真优良。工厂归工友,土地归农兵。工农联盟,劳农专政,从此就实现,可恨国民党,破坏我政权。‘三•一’后,苏维埃从此就失败。工农的痛苦,日更加厉害。我们奋勇啊!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推翻列强,恢复苏维埃!”
    在党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在彭湃革命精神的激励下,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红旗一直在边区飘扬。1929年10月,以海陆丰赤卫队的武装为主,海陆惠紫成立了后来威震东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在团长彭桂等同志的率领下,四十九团初战即打下赤石、鹅埠,到年底便发展到400多人枪。次年春全团开到陆丰,连续作战,每战皆捷。不久四十九团发展到一千多人抢,几次挺进大南山,为巩固与扩大东江革命根据地建了不少功勋。
    1930年6月,省委派特派员卢永炽到了海丰。为保证安全,选择与海丰接壤的惠阳属三坑村,召开了海陆惠紫四县党的代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4县派来了20多位代表,开了几天会,总结检查过去工作的情况。这次会议健全了各级党的机构。会议选举了特委常委:陈舜仪(书记)。林彬(组织)、杨捷芳(宣传)、陈子岐(财经)、吕楚卿(妇女)。同时,健全了原来许多工作由特委包办的海丰县委,林彬任书记,丘汝珍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
    特委的工作自会后有了较大的发展,海丰、陆丰、其紫金的山区都是活跃。我在县委主持宣传工作时,县委在白水磜开办过一期地下工作训练班,由我主持,林彬、杨捷芳等领导同志讲课。准备在海丰县城暴动,重点是训练密写等地下工作技术和收集情报的办法。这些同志后来有六七人因暴露而上了山。
    大概是1930年8月前后,特委根据省委指示,从海陆丰,主要是鹅埠赤石地区抽调了近30名干部,到惠阳县加强白区工作。担任过紫金县委书记的陈允材调任惠阳县委书记,我任宣传委员,原惠阳县委书记谢水金任组织委员。原鹅埠特支书记刘克礼任惠州市委书记,刘高任淡水区委书记。但由于人地生疏,惠阳的工作很难打开局面。1930年10月,我奉命调到省委宣传部任干事,离开了海陆惠紫边区。后来了解到,陈允材同志不久调到两广工委工作、刘克礼同志打入国民党教导团,在筹备起义时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选自《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陈士民口述,马世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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