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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大跃进”记实

日期:2008-04-12    阅读: 次   来源:    录入员:    查看全部评论
    1958年是个很不平常的年分,这一年海丰县广大干部群众在县委领导下,认真贯彻党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生产运动,加上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取得了好收成。但是在上面刮来的“大跃进”旋风“鼓舞”下,有些人在成绩面前,头脑发热,一时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5页)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海丰县“大跃进”主要表现五方面:
    (一)高指标与高口号。上半年各项指标还不那么高,到了下半年便突然高起来,7月1日县委提出晚造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翻几番(“番”即“倍”),具体要求平均亩产:丘陵1000斤,平原沿海1300斤,这个指标比上年实收256斤高5倍,比40年后的1998年实收722斤还高八成。同时提出全县搞10万亩试验田,下面又纷纷加码,“力争上游”,香洲乡提出平均亩产3000斤指标,5000斤措施,10000斤干劲,每亩下足基肥4000担,插足苗数6—12万棵,叫做“肥料作本,密植为纲,万斤有望。”
    高指标一出,高口号即应运而生。当时比较流行的口号有:水稻超潮安、番茨冠全省、渔业超国际!(见12月14日《红城日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敢想就有可能,敢干就能实现!苦战一冬春,过好水利关!深翻三尺深,黄土变成金!头可断、血可流,任务不可不完成!此外还有:铁帅升天在西风,铁水长流遍海丰!海丰已跨进钢铁时代等等。这些缺乏科学精神,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为一些领导人发热的头脑热炉添炭,但是“热烈”气氛的过头,荒谬就接踵而来,正如西谚所说“伟大和笑话只差一步”,下面继续道来。
    (二)瞎指挥与强迫命令。为了实现高指标,许多地方抱着敢干就能实现的妄想,胡抓八字宪法的“密”字作文章,认为越密越好,把合理密植乱改为高度密植,即把传统的株行距6x6、6x5、5x5、5x4几种不同品种、不同土壤的不同规格,改为2X2、2X1,叫做“蚂蚁出洞”,同时把适宜单行种植的晚造蕃茨双种双行,叫做“双龙出海”。为把密植推向高潮,8月初,县委组织一个考察团到湖北省孝感县考察水稻移植并块的高产经验回来后,强迫各地大搞移植并块,即把4—5亩水田的禾苗,移植并为一亩,说这样移植后长出的谷穗连鸡蛋放在上面也掉不下来,亩产可达万斤。然则这个违反科学根据的瞎指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赤坑乡的赤岗高级社,在乡党委强迫下,把已经分蘖的50亩本田的禾苗移植并作10亩,并组织30个强劳力专职专管,但因基肥下得过多,土壤热量高,禾苗过密,不能通风透光,未见抽穗先倒伏,病虫害严重,特别是剃枝虫,屡除不住。为了防止蔓延大面积,最后不得不采用火攻办法,使稻、虫同归于尽。被移植的50亩本田,再播种补插,因时节过了秋分,插后颗粒无收。
    深翻改土,原指耕作层浅的要适当加深,缺沙入沙,缺土入土,改良土壤,然而一些地区盲目提出翻得越深,产量越高,因而有的翻至一米多深,把原耕作层的好土壤压到底层,把底层的酸冷土翻到面上,加上深浅悬殊,牛耕困难,不仅达不到增产,有的还相对减产。
    一些水利工程缺乏水泥钢筋,有些领导也学习敢想敢干的“办法”。提出没有水泥贝灰代,没有钢筋竹片代,结果凡用代用品的工程,后来都成为危险工程,不得不进行重建。
    炼钢铁是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特别要有好高炉和煤炭,但是有些领导认为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于是有些地方用旧瓦窑作高炉,用木柴代替煤炭,沿海缺乏木柴的就采用泥炭土,有的地方急于炼出钢铁,拆旧铁窗收废钢铁和一些铁制工具混合铁矿烧炼,这种比人类上古时代还落后的炼铁方法,炼出来所谓放卫星的钢铁,实际全是没有一点用处的烧结铁。
    群众对瞎指挥和强迫命令所带来的损失,无不痛心疾首,一开始就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一些领导对群众的反对意见不但不去反思,而是采取粗暴的手段,把提反对意见的人,划为“观潮派”,  “保守派”,  “算帐派”,进行严厉的批判斗争,致使这股歪风愈吹愈烈。
    (三)浮夸风与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是某些下级蒙骗上级的惯用手段,而上级的浮夸风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泛滥。
    1、全面完成“十化”。  “十化”即运输车子化、插秧船子化、讲话普通化、农村花园化、灌溉自流化、土地平整化、除四害化、扫除文盲化以及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这“十化”实际连半化都没有。有些是非常荒谬的,例如除四害,国庆节前全县开展一次大扫除,9月30日统一行动追赶麻雀,那天追赶麻雀,少数地区有组织学生敲锣打鼓进行追赶,大多数地区因思想抵触根本没有行动,然而10月1日即宣布全县完成除四害任务。
    2、“卫星”满天飞。当时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上天,我县一些善于形式主义的人便借用这个新名词,掀起一股放卫星热。11月1日公平公社公平营和田墘公社田墘营连续放出两颗深翻改土卫星,前者有个叫郑镜汉的连长,一天“完成”深翻9.2亩,后者28人一天“完成”深翻24.7亩。11月2日海城公社宣布炼铁卫星上天,一天出“铁”1251斤。11月3日全县放出日产“铁”2800吨大卫星,梅陇、后门、公平、赤坑等13个公社也各有一颗炼铁卫星上天。一时间海丰县的上空,“卫星”满天飞。这些卫星钢铁,前文已经提到,全都是烧结铁。
    3、田头寮与剃光头。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但在骗取上级表扬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晚造进入田间管理,赤坑乡首先在岗头村的蛇仔地埔建个田头寮,提出吃、住、劳动、开会、学习、宣传、办公、批斗、文娱评比竞赛十到田,受到县委表扬之后,全县出现了乡乡社社建田头寮热潮,这些田头寮仅仅为下级向上级“显示”作风如何深入而已,对指导生产不仅没有作用,有的还帮了倒忙。东冲的领导看到赤坑受表扬,采取了比赤坑更荒谬的办法:干部集体剃光头,以“显示”干劲冲天,于是全县许多地方又出现剃光头表决心热潮,赤坑的船坞社连妇女主任也跟着剃光头。群众讥笑说这些干部已经发狂。
    4、牌楼与红标。牌楼林立红标蔽天,这八个字可以形容当时参观评比竞赛盛况。广大群众对这些形式主义本来就很讨厌,加上有的干部乘评比之机大吃大喝而更加反感。梅陇有个村出现一首打油诗讽刺这样的风气:“红布挂起,干部欢喜,鸡对鹅说,你死我死。”
    (四)报高产与反瞒产。1958年的报高产,有点像著名相声演员马季主演的《吹牛》那样“你比我高,我比你更高”。早造报出全县平均亩产452斤,比1957年增一倍多,比1956年增半倍,其水份本来就很高了,但到7月1日香洲报出全乡早造平均亩产610斤,比全县平均数高35%,成为全县之冠。接着捷胜乡报出五爱社0.4亩早稻,亩产1600斤,隔几天,田墘乡报出东坑社0.4自地收698斤,亩产1754斤,比五爱社高145斤。到了晚造更是一山更比一山高,12月1日,赤坑公社报出已收的540亩潮田平均亩产1200斤以上,接着东冲公社报出红流营5亩晚稻平均产2031斤,比上年增产5倍,香洲公社报出14亩面积,平均亩产2100斤,11月5日,公平公社报出公平营4亩面积平均亩产2300斤,比上年增13倍,11月6日,东冲公社报出宝楼营12亩面积平均亩产2830斤,比上年增产9倍,成为全县水稻年产最高单位。
    在水稻报高产的同时,其他作物也同时跟上。7月6日,平东乡报出东联社长胜队一亩蕃茨收22500斤,在此之前田墘乡报出东坑社共青团员胡如佛1.3亩番茨收获34300斤,平均亩产26400斤,11月9日,捷胜公社报出百亩番茨平均亩产4万斤。7月4日,赤石乡报出第二社布围队4亩四季花生平均亩产1600斤,11月9日,公平公社报出公平营20亩晚造花生平均亩产也获1600斤,其中3.5亩平均亩2030斤,比上年增产4倍多。
    然而各地一再加码上报的产量,仍未达到县委的要求。12月16日,县委最后敲定全县晚造粮食总产量为16亿斤,比上年2.3亿斤增长6倍,平均亩产3966斤,比上年增长8倍,其中水稻平均亩产1346斤,比上年增3倍,番茨平均亩产44648斤,比上年增17倍,全县54万人,平均每人拥有粮食2988斤,其中稻谷718斤。
    1958年晚造产量到底有多高。据统计部门最后核实,粮食平均亩产只有262斤,其中水稻286斤,番茨1232斤(折谷308斤),花生220斤,报出的产量比实际产量粮食多报14.1
倍,水稻多报3.7倍,番茨多报5.2倍,花生早造多报6.3倍,晚造多报8.2倍。
    上述超越客观规律的“增产”数字,稍加分析就可发现问题,但由于领导头脑发热,更兼摸准上级意图,投其所好,不仅坚持把这数字层层上报,而且荒唐地作为分配和消费的决策依据,宣布全县从11月份起,每天吃三餐干饭,以大米为主,番茨作调剂。
    这个决策对于长期苦于缺粮的广大贫下中农来说,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目睹现成的粮食除去公余粮、种籽和水利粮以外,连基本口粮都不足,因而大声告诫干部,千万不能这样吃呀!然而下面的干部仍不敢扭转过来,结果仅一个多月,有些地方就报告缺粮。
    对于下面反映的缺粮问题,县委不但不作调查,而是主观地咬定下面瞒产。于是从12月中旬起,全县连以上干部,集中彭湃中学进行反瞒产斗争。开头把瞒产的对象放在连(生产队)一级,后因赤坑长吉营党支部书记顶不住压力,被迫假报瞒产2000多担,据此县委便把对象集中营一级干部,一直斗到近春节,才宣布结束。一个多月的反瞒产斗争,反不出任何产量,却伤害了一大批干部。
    (五)公社化与共产化。我县农业合作化,虽然在1959年冬完成了由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但这个过渡是列宁曾经设想用几代人的时间,而我们仅用半年时间完成了。这时大部分社仍不巩固,有些地区经过1957年三闹(闹退社、闹散社、闹分社)风波许多遗留问题还未很好处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社会生产力和物质基础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未经群众酝酿讨论,只凭上级一个通知,就在10月底,宣布全县实现公社化,把全县28个乡镇和两个国营农场,合并为13个人民公社。
    据毛主席秘书李锐在《“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一文介绍,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想在中国快速建成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人民公社一成立,全县到处都在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到来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就这样全面实施一系列政策,大刮共产风,追求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其一,实行政社合一,原乡镇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公社经济人事大权,原小乡一级的工作包括经费,全由公社所属的营负责。出现了县共社的产,社共队的产,队共农民的产。把一系列的负担包括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以及一些干部职工家属的粮食都加到农民身上。
    其二,把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编入军事化组织,县成立民兵师,公社设团,以下分别设营(大队)、连(生产队)、排(作业组),按军事化要求,县有权调公社的劳动力、公社和营也有权调配下级的劳动力,所调配的劳动力,不计报酬,不等价交换。
    其三、建立公共食堂,宣布吃饭不要钱。粮食统一调配,房屋、厨房用具无偿归食堂使用,“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
其四,取消按劳分配,取消自留地,取消一切家庭副业,取消农村贸易集市,取消山林权。
实行公社化并采取上述措施,原以为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高速发展经济,但由于严重脱离实际,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经济不仅无法发展,反而受到严重破坏,“大跃进”变成“大跃退”。
    首先由于宣布吃饭不要钱,粮食大量浪费,一些穷队春节过后就开始缺粮,要求向富队调粮,一些富队因怕粮食被调走,纷纷私藏粮食集体瞒产,甚至站岗放哨,像战争年代对待敌人一样,内部连续发生矛盾,加上没有自留地作补充,许多穷队很快发生荒情。其次由于取消家庭副业和农贸市场,小农具、小商品和副食品奇缺,市场极其萧条,群众敢怒不敢言。其次劳动力大量调出炼钢修水利,修公路没有计酬和等价交换,到处出现消极怠工,更严重的是打乱了经济建设秩序,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不到几个月就遭到失败。1959年不得不提出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并强调等价交换,到1961年,再退回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且宣布三十年不变。
    海丰是全国的缩影,海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已被历史证明是办了蠢事,但在反思这些蠢事的根源时,应与全国的形势联系起来,其焦点应集中在中央当时的重大决策。
据近年来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和有关文章披露,当时毛主席提出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需要一个大跃进的速度。在此之前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批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的阴暗面,毛主席想搞一条比苏联更好的发展道路,也需要一个大跃进的速度,这样毛主席一方面搞大跃进,另一方面严厉批评反冒进。据吴冷西《忆毛主席》一书记载,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图起草的反冒进社论送给毛主席审阅时,他写了“我不看了”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  “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此事可看出毛主席对反冒进的不满。南宁会议不久,毛主席便在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吹响了大跃进的进军号。到了8月的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又提出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把大跃进推向高潮。
    然而欲速则不达,大跃进带来大倒退,折腾和胡闹比苏联更严重,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群众到处挨饿。赫鲁晓夫借机攻击我们是“喝大锅清粥水汤,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的共产主义”,吹嘘他们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蒋介石集团也乘机掀起反华反共高潮,一时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是毛主席老人家万万没有料到的。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工作方法60条》明确规定一切经过试验,但土高炉大炼钢铁,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均没有经过试验,宪法、党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都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而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一办起来就取消这个原则,当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都不敢宣传吃饭不用钱,而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又一穷二白的国家却贸然实行吃饭不要钱,所有这么多违反原则性把笑话当作伟大的决策,为何能畅行无阻呢?对此,很多人都在议论民主问题。
    原来民主气氛较好时,有关国家大事,大家是敢提意见的,然而到1957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全国开始反右派斗争,把一大批为帮助共产党整风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其人数多达55万。我们海丰这个小县不仅打了300多名右派,还把彭洪、缪振业、黎连平、刘仕杰、陈宇等一批忠心耿耿、有胆有识的好干部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和右派,但公正的历史却证明这些同志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当时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是逆耳忠言,是交心真话。
    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和批评反冒进的结果,造成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的局面。在中央,任所欲为,一人说了算,在下面第一书记说了算。从那时起, “看脸色办事,摸上级脾气,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或报忧不报喜(邓子恢语)”,吹牛皮、讲假话代替了实事求是讲真话。
    历史的经验说明,党内一旦失去民主,权力过分集中,其负面影响和付出的代价是极其严重和灾难性的,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为了争民主常常要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应永远记取这个极其严重的历史教训,永远不蹈“大跃进”这类覆辙。(选自《海丰文史》第十八辑,作者余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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