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蒋起义”

一、海丰人民第一次暴动亲历记

    编者按：张云飞同志是参加过海丰第一次武装起议和汕头、广州起义的革命老前辈。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离国到了印度尼西亚，一面谋生，一面仍进行一引起有益于国家民族的活动，曾被选为华侨代表出席欢迎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在印尼华侨中享有较高威望，解放初期曾率印尼华侨观光团回国观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并拍照留念。1966年回国后积极参加祖国和故乡的建设事业，被选为海丰县侨联副主席，为团结三胞、侨眷及其他统战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一九八二年，得到北京中华全国侨联会和国务院侨办发给的归侨侨务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光荣证。他今年虽已八十七岁高龄，但仍有一股“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革命干劲，时刻关心国家和本县大事，孜孜不倦的撰写党史、侨史。这篇“亲历记”记述了当年暴动的生动史实，反映了党和海丰人民大智大勇的革命策略和伟大气魄，是值得学习的一篇好资料。

    我原名张维藩，是海丰陆安师范第一届学生，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广州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当时由彭湃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命回乡参加海陆丰农民运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中，由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我在海丰县担任中国国民党海丰县党部常务委员，兼任工人部部长；又被聘为海丰县工读学校校长（校址今红宫）。
    彭湃同志在海陆丰搞农民运动时期较早，并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而，随着农运的发展，工运也开展起来。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在党的领导下，我与陈舜仪（后任总工会主席）经过艰苦的筹备、组织，终于把海丰县总工会成立起来。
    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时，周恩来和彭湃同志亲自到海丰着手组建农民自卫军。自卫军的骨干都由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充任，这是一支维护革命的新型的人民武装起义的支柱，也是后来赤卫队和红军建立的基础。同时，周恩来同志还在海丰建立和发展了党团组织，使海丰的民放工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城建事业均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革命热情高涨，因而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然而，国民党右派分子，视革命怒潮彭湃的海丰为眼中钉，恨之入骨。一九二七年四月未清党以前，广东省国民党党部派党棍苏民望来海丰，以“检查党务”为名，实行所谓“甄别嫌疑分子”，搞所谓“清党调查”。实是策划镇压革命群众。中共海陆丰地委张善鸣、组织部长郑志云、宣传部长阚时杰等研究决定，由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吴振民出面，将计就计，与之周旋。并决定用假象迷惑敌人，把全县所有城镇群众团体，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都挂起有中国国民党字号的招牌；同时相应地在红宫召开全县“国民党代表大会”；邀苏民望登台讲话；会后再请苏到农军所在地龙舌埔“检阅枪枝不全，军服褴褛的农民自卫军”。吴振民还陪他巡察各区镇群众团体，然后陪苏某到汕尾中兴旅社一同住宿，假意促膝谈心，热情接待，大骂彭湃，表明自己身份，籍贯……，取悦苏的好感。苏民望见吴振民是蒋介石浙江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喜出望外，便对吴振民说：“蒋校长很看重你，要你负责领导农军配合‘清党’立功。” 吴振民毅然答应，并表示“决心”。接着又转弯抹角，愁眉苦脸地要求苏民望发给武装、弹药、军饷，表示才能完成任务。苏民望满口答应，并笑容满面地对吴振民说：“我以为海丰赤化了，原来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苏民望视察后，回广州汇报，表演了一出“丑报功”的谐剧。一个星期后，苏民望用军舰从广州运来三百多枝步枪、一批子弹、一千多块银元军饷。自以为“周郎妙计安天下”，殊不知“赔了夫人又折兵”。
    从此，海丰农民自卫军便充实顾一批武器弹药，战斗力更为增强了。
    不久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在上海、广州发动了“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之后，四月廿日夜，吴振民接到广东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指令农军在海陆丰“清党”的电报。吴振民连夜把电报送给地委研究，海陆丰地委决定成立“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统一指挥惠潮海各县武装暴动。为了争取应变的时间，东江特委指示吴振民以农军大队长名义给李济深、胡谦复电：表示拥护“清党”，（由于连日枪毙几个土劣，他们以为彭湃回到海丰）并保证五天内一定把彭湃等主要人物押解惠州，无需动用军旅。这样，便达到了麻痹敌人而有利于我们举义的目的。
    其时，东江特委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当机立断将海陆丰农民自卫军改名为“工农救党军”，并决定在“五一”举行武装暴动。县党部在东特委指示下，便秘密通知： 所有工农商学妇各团体负责同志到县党部“力园”（今县粮食局）传达党的指示，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四月卅日凌晨一时，我和彭元章、吕舜阶、林铁史、陈舜仪等同志，与吴振民率领的工农救党军负责包围伪县。先头部队利落地解除了伪县府卫兵的武装，我们就随着进入县衙门。此时县衙内官吏以及一些游击队员（即卫兵）正在甜睡之中，枪声把他们从梦中惊醒。
当时县长张治平往广州开会未回，故只抓到总务科长杨麟阁，游击（即保卫队）队长许春，县承审（法院院长）彭璇玑，（搜出彭皮箱内有贪污的白银数百元）海城警察署长吕韶初等四人，经审判后于次日押往旧车站枪毙。
    这次暴动，工农救党军没有经过流血战斗，便把伪县的游击队全部缴械，胜利地夺取了政权。
    与此同时，开往汕尾的工农救党军配合当地工农自卫军，由林君杰率领进攻汕尾市政局和汕尾盐警队，敌人没有抵抗，全部被我缴械。随后，逮捕市政局长刘孟雄、盐警队长徐望裴、坎白场场长吴佑之等一批贪官污吏，押回海丰县农军大队部后抢毙。
    梅陇方面，暴动的工农救党军也不费枪弹，解除敌武装，夺取当地政权，同时逮捕土豪劣绅林北兰、林宗汉等押送县后也宣判处决。公平、赤坑、可塘、马宫等地同时也顺利夺取了政权，所有全县各地伪警察开除回家，由工农武装代行警察职务维持治安。
    五月一日，上午八时，海丰农、工、兵、商、学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在伪县旧址（今彭湃医院），举行“海丰县临时人民”成立大会。由东特委书记张善鸣主持，吴振民、郑志云和国民党左派分子马焕新等相继讲话。并发出海丰县临时人民成立宣言，宣言大意是：谴责蒋介石叛党叛国，出卖国民革命，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我们革命人民誓必将其打倒，废除苛捐什税等。当大会宣布选举吴振民、郑志云、李谷珍、林铁史、杨其珊、吕舜阶等十一人为海丰县人民临时委员时，会场立即响起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是日刚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天气晴朗，惠风和畅，路上来往行人，面露笑容。农工商学各界，多数系着红领巾，有的手拿武器尖串，从四面八方潮水般的涌向东仓埔（即红场），约有二万多人。场内外，红旗如林，人群似海、锣鼓喧天，歌声嘹亮，心花怒放，鞭炮齐鸣，盛部空前，到处荡漾着革命胜利的喜悦气氛。
    上午十一时，主席台上，东江特委书记张善鸣庄严宣布，庆祝“海丰人民临时”成立大会开始。各界代表吴振民、郑志云、李谷珍、张维藩等接连讲话，对海丰有到人民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然后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蒋介石！”“肃清土豪劣绅！”“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拥护武汉革命！”“工农兵商学大联合万岁！”“海丰县人民临时成立万岁！”
    会后列队沿着马路示威巡行至桥东龙舌埔结束。
    这次暴动的胜利，是在党的领导下，海丰人民同心同德，不怕艰难，不怕牺牲的结果，同时又有一支坚强的工农救党军作后盾。当时全县八百五十个村中已有三百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共拥有四千多党员。在暴动前，总工会的干部领导工人运输军火粮食，妇女协会组织慰劳队，学生教职员联合会担任宣传工作，商人协会负责筹款并购置粮食和军用品，医生和产科妇女组织救护队……总之，海丰全体革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都投入为解放自身的革命战斗行列中，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培养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海丰红色政权的建立，使敌人大为震惊，他们随即调动军队，准备反扑。东特委接连召开了几次紧急会议，我和有关同志都参加，商讨对会敌人反扑的措施。当时广州和汕头两地有反动军队约一万多人，只需三四日路程便可到达；国民党反动派利用陈炯明残余势力，唆使土匪民团卷土重来。如紫金南岭的钟人杰；陆丰黄塘剑门坑的罗觉庵、罗一东；惠阳旺官圩的蔡腾辉；铺心圩的四和团；惠来葵潭圩的“长发党”。这帮杀人魔王，从边界山地区中窥伺着动静，只要国民党反动军队一到，他们便会成为反革命的帮凶，把血爪伸向革命人民。
在此严重又恶劣的形势下，东特委认真作了准备，决定调陈魁亚、林铁史、彭元章等同志，到普宁陆丰等处，加强和扩大农会武装力量。同时把海陆丰各地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由林道文同志任副大队长，率领几个中队；王伟群、肖河源两同志任中队长，作好主力战斗准备。各区乡余下的农民武装布置好疏散，化整为零，准备打游击，放冷枪，吹号角、鸣锣放火，以便惊忧敌人。
    正当部署完毕，按侦察员紧急报告，惠州的反动军队已开拔了。真所谓急如星火。驻惠州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胡谦，指派团人刘炳粹率一个团兵力到铺心集结，在此敌军长驱直入的情况下，吴振民和王伟群、林群杰、彭桂等同志，早已率领工农革命军，分赴海丰西北山区一带布防，严阵以待。五月八日，敌我两军就在铺心附近的分水垭和红花地，发生激烈战斗，我工农革命军，同仇敌忾，适时地利用以前缴获陈炯明军队的两门大炮，据险向敌人集结处连开三炮，敌军死伤惨重，被迫退却，使我军赢得喘息机会。在此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工农革命军为保存有生力量，终于退出海陆丰县城。至此海丰县这一次暴动刚成立的人民政权，宣告结束。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十日政权”。
    虽然，海丰新生的红色政权，只存在十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在摇篮之中。但革命的海丰人民并不气馁，仍然坚持斗争。全县革命机关团体干部，共产党员（CP），共青团员（CY），纷纷奔赴农村，继续组织武装斗争，等待时机，准备重新夺取政权。
    五月九日黄昏，国民党军团长刘炳粹占领海丰县城后，逃亡香港的陈炯明的爪牙和其他反动分子都陆续回来，成立了所谓“地方善后委员会”、“清党委员会”、“工农改组委员会”等反动组织，纷纷贴出布告，悬红通辑以彭湃同志为首的共产党员四十多人。计有彭湃、吴振民、郑志云、张善鸣、林铁史、柯麟、林道文、杨望、彭元章、张维藩（云飞）、卓学佐、吕舜阶、陈舜仪等。悬红一千元洋捉拿彭湃，其余的也悬红三、五百元。（当时我家宅全被封，家人被逐，流离失所。）接着，刘炳粹的保安队和反动民团，疯狂地进行清乡，叫嚷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放一个。当时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被捕者甚多，每天都有十多人被杀害，真是腥风血雨、遍野横尸，整个海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国民党反动派白天进行清乡，到处抓人，无恶不作。根据敌人赤祸记登载，海陆丰二县被杀老百姓三万多人。根据县党史办的资料，当时全县被烧的房屋一万七千多间，被杀尽、烧尽绝无人烟的农村三十六个，可谓骇人听闻，但是敌人到晚上，却龟缩在县城里，不敢出来。
    此时，工农武装又在四处活跃，放冷枪、烧地炮，弄得敌人惊慌失措，无法安宁。
    这时候，吴振民同志率领三百多名精锐的工农军，已转移到陆丰新田山区，向五华挺进，计划经江西、湖南绕道到武汉与北伐革命军汇合，不意在七月十五日到达湖南汝南城时，为伪军范石生包围，就在这次战役中吴振民同志壮烈牺牲了。
    海陆丰革命进入低潮时期，我当时没有随军撤退新田去，驻在公平附近和黄羌山区一带继续负责到农村组织武装及宣传工作，与林道文等同志在一起。到八月中旬地委书记张善鸣同志通知我，说组织决定派我到潮汕工作。我立刻准备行装，从小路往陆丰乌土敢港口，在那里乘盐船到汕头，开始了新的革命战斗工作。
    （选自《海丰文史》第三辑，作者，张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