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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士禄:开创“核动力”人生

日期:2009-09-30    阅读: 次   来源:    录入员:    查看全部评论

      今年8月30日是“中国农民运动先导者”、被毛泽东誉为“农运大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壮烈牺牲80周年的日子。

      广东海陆丰红场,彭湃纪念地,迎来送往。

      一批批的瞻仰者在80多年前彭湃留下的一斧一锄前细细端详,那或许是我们的想象永远都难以准确抵达的时空。我们仅能凭着这些穿越历史的实物,对先人手握这些器具的“拓荒”壮举发出不可思议的赞叹。

      北京海淀区甘家口。仲夏午后,84岁的彭士禄依靠老伴的搀扶在屋内走动。窗外狂风骤起,他瞥一眼山雨欲来的天色,稳当当坐下。沏一壶普洱茶,燃一支烟,眼角依然流露着对命运的桀骜不驯。

      80年,老人徐徐回望。品一口茶,吐一缕烟,唏嘘几句,然后继续娓娓道来。尽管老眼昏花、腿脚不便,彭士禄80年的记忆依然能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甚至某时,叙述细及当时某人穿着打扮,一举一动。

      客厅电视机柜两边,一边是父亲彭湃的铜像,另一边则是一艘核潜艇模型。这两件摆设如同两个符号,注释了彭士禄84年的人生。

      颠沛流离,传承父志,孕育核动力事业种子

      每临大事,彭士禄想到的总是父亲当年的大勇。出生于大地主之家的彭湃,在26岁那年“大逆不道”地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他发动工农,领导创建全国第一个苏维埃工农政权,开创了崭新的革命道路,后因叛徒出卖,牺牲时年仅33岁。1928年至1933年彭湃一家包括彭湃本人共有7人献出生命,6人被评为革命烈士。
 
      父亲牺牲的那一年,彭士禄4岁。4岁的彭士禄对父亲最强烈的感觉是,“他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为他隐姓埋名。”

      失去双亲的彭士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被送到二十多户平民百姓家里寄养,辗转一家又一家,最后被送到广东省潮安县彩塘区一位叫陈永俊的红军队长家中,这里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由“姑母”潘舜贞抚养。那段时间,彭士禄“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

       1933年,潮安县委书记叛变,8岁的彭士禄被国民政府作为“小政治犯”抓捕入狱,得意的国民政府一度登报公告“抓获共匪彭湃之子”以庆功。而年幼的彭士禄则先后被押入潮安县监狱、汕头石炮台监狱、广州感化院,一直囚至1935年。释放后,彭士禄回到潮安,沦落为乞丐,继续寄居群众家里,在“家”里帮着绣花、打柴、放鹅作为回报。

      翌年夏天,不满11岁的彭士禄再度被捕,依然是潮安监狱,这一次祖母周凤通过父亲的战友陈卓凡将其营救出狱。此后彭士禄跟随祖母,颠沛于香港和澳门,在圣约瑟英文书院读了两年小学。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彭士禄12岁便独自出门寻找革命队伍,在惠州加入了东江抗日纵队。直至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和贺怡(贺子珍之妹)找到了彭士禄,经桂林到达重庆。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一见彭士禄便禁不住激动:“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15岁的彭士禄于是到了延安。

      这一去不要紧,整个延安因为他的到来而轰动。然而在延安,即便他不说话,“但人人都知道我是彭湃的儿子。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真的是个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在与父亲相仿的年龄,彭士禄到苏联留学,相比父辈的青年意气,他要内敛得多。

      一天,他被正在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告诉他,美国和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要不受别人欺负,也要有这些东西。“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这个神秘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苏联教授每给彭士禄这些留学生上一节课,中方要付80卢布的报酬,这对经济还很贫困的新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是在这80卢布一节课的课堂里,彭士禄和他的同学们打下了坚实的核动力知识基础,孕育了中国核动力事业的优良种子。

      大胆的“核动力”人生

      和父亲轰轰烈烈声名远扬的革命事业不同,彭士禄从事的事业需要他再次隐姓埋名,只是这一次,不再是因为父亲彭湃,而是为了一项新中国自己轰轰烈烈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彭士禄走出了一条与父亲一样大胆的道路。

      1958年6月,长期关注国防武器尖端技术的聂荣臻召集有关专家开会,讨论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可行性。会后,聂荣臻以自己的名义亲笔起草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6月27日,这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报到中央。中央领导逐级批准了这份报告。

      “因为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核潜艇漏了,美国1954年就搞出来下了水,苏联也刚搞出来,我们发现,美国有,苏联有,我们也应该有,直到1958年才跟苏联提出来,要加一项核潜艇。”中国核潜艇研制计划启动的这一年,彭士禄从苏联留学回国。

      学习原子能动力专业的彭士禄,一开始并没有参加核潜艇项目。他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为一位苏联原子能专家做专业翻译。

      1958年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上马后,这项工程和研制原子弹一样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当年中国曾寄希望苏联给予核潜艇研制技术援助,但苏联没有答应。1959年9月,赫鲁晓夫到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在同他会谈时,再次提出核潜艇援助问题,却被一口拒绝。此后毛泽东便表态:“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如此决心下,彭士禄接过了此项任务。“文革”期间,因为工厂科研单位陷入混乱,核潜艇研制工作面临着中断的危险。“核潜艇研制涉及23个省市,2000多个单位,4万多台设备,哪一个缺都没有办法,‘文革’一斗起来,都停工停产了。”于是便反映给了受“二月逆流”冲击的聂荣臻。

      1967年6月,有关核潜艇研制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这一年8月,由聂荣臻签字,中央军委发出了一项关于核潜艇研制的“特别公函”。为核潜艇研制大亮绿灯,生产开始恢复。

      这是特殊年代的一场特殊战役,“特别公函”那是尚方宝剑,没有它不成。所以核潜艇搞成功,中央有决心,周总理亲自抓,聂老总冲锋陷阵,我们做具体工作。”彭士禄感叹。这一年,彭士禄上任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副总工程师、技术总负责人。

      “文革”风暴尚未过去,彭士禄在内部的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台下与会的人们都惊呆了,会后他们悄悄告诉彭士禄的妻子:“这样的话他都敢说,就不怕有人检举揭发啊!真是胆大啊!”

      1970年7月15—16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彭士禄等人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专题汇报。周恩来听得非常仔细,他指出:“你们说已经过了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四大关,还有一个试验关,要注意不要说百分之百都有把握了,就不在乎了,哪一个环节不加注意,试验都要出问题。”汇报结束,周恩来特意握着彭士禄的手说:“小彭,记住,你姓彭,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

      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接着彭士禄投入到造船厂负责核动力装置安装、调试、运行。由于当时就订购了两套核动力设备,交货时间相差一年,风险非常大,假如陆上堆试验失败了,那两套设备就会报废。当时别人问彭士禄:“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彭士禄回答:“没问题,一套试验完了,第二套小修小改就可以装艇了,若等陆上堆试验完再订货,那么设备研制就需要三年的时间,会浪费很多时间。”而实际上,通过三年的试验和试航,1974年我国自己研制的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使用。

      上世纪80年代,彭士禄又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之后又成为秦山二期核电站的首任董事长,这位属牛的核动力专家被誉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垦荒牛”。

来源:潮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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